红军二十万元的物资，就可以释放他。岳也欣然接受这个条件，认为这个数字是他能力所能
做的到的。据曾钟圣告诉我，岳维峻这件交易被国民党武汉行营知道了，因而从中作梗。其
后运进来的物资，如医药品，不是赝品逾期品，便是有害的东西，而且经手送物资的人，也
多是武汉行营派来的特务。曾钟圣也判断不出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爱惜岳维峻，抑是岳维
峻有意捣蛋。
根据这些情况，我提出了初步改革计划。我向我的同志们指出，中共中央所给予我们的
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这个苏区的根据地，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权和壮大红军，以期配合中央
苏区（即江西苏区）和其他各苏区一致行动，争取更大的胜利。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中共四中
全会以后的中央方针，检讨我们的工作。某些错误应当纠正的，某些政策应当改变的，都应
当立即采取具体步骤。
我表示我初来，许多事还不完全了解，而且沈泽民等同志也还没有到这里，因而我建议
俟沈泽民等到达后，再行改组，建立中央分局和鄂豫皖边区省委。在没有改组以前，仍由特
委会负责，我则暂以中央代表名义，参加特委会工作。特委会应从速准备召集一次特区党员
代表大会和苏区工农兵人民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的任务是厘定我们的全盘政策。
现在所要立即解决的有下列几个问题：一、纠正乱打土豪的风气，立即释放一部份已拘
禁的不重要的“土豪”，以期改善赤区与白区间的关系。二、厉行增产节约，解救粮荒，依照
我在七里坪所提出的办法，予以适当的补充，立即通令全苏区实行。三、实施新经济政策，
其要点是：取销限价，奖励经商，活跃市场，提高粮食价格，输出土产品，建立税收制度和
苏维埃银行，发行苏维埃纸币。四、土地政策、苏维埃制度和党的组织的健全等，也应立即
研讨其利弊得失，以期实施相应的改革。
曾钟圣对我的主张表示疑虑。他显然轻视了打土豪所发生的错误，认为既要打土豪偏差
时难免的。他还认为我的办法缓不济急，不能坚决实际问题。他以军人的头脑，认为我所说
的这些偏差，只有在军事有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纠正。他向我说：“我素来认为国焘同
志雄才大略，一定有办法取得军事上的惊人胜利，不料他现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决的次要问
题。”我觉得这些话正是立三概念的标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来。的确，我那时是不愿意轻易
给同志们戴帽子的。像“立三路线的残余”这类的术语，我就没有用过。我强调只有政策正
确，又能纠正明显的错误，尤其是不可保有土匪作风，才能获致军事胜利。决不可因果倒置，
误认在军事胜利后才能整饬内部，注重政治纪律。
曾钟圣这样的观点，在这个苏区内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纠正过来。我们后
来就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另一方面，在这个苏区里也有不少深明大义的人如王平章、郑位三，他们极力支持我的
全盘主张，认为这是他们早就想做的事。周纯权根据他在政治保卫局工作的经验，认为打土
豪发生了严重的流弊，主张立即释放拘押中的大部份土豪。蔡申熙是另一位具有声望的军人，
同样支持我。他向我指出红军干部中游击习气甚深，邝继勋余笃三的领导软弱无力，师团级
干部中有不少个人英雄主义在作崇，他要求我首先注意红军干部的工作，以纠正他们的游击
习气。
我认为在讨论中所揭露出来的问题，都不简单。我了解了一些实际状况，更觉得立三路
线并非偶然发生，其出发点就是将迅速争取军事胜利放在不适当的首要地位，利用南京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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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的混乱和各派军阀相互战争的时机，急速发展红军，向武汉进攻。这种计划实说不上是无产
阶级的近代军事行动，也无胜利之望，但李立三总以为值得去冒一下险。曾钟圣的说法也是
基于许多实际情况，有理由可以自圆其说。我设想毛泽东大体采用了宋江在梁山泊聚义的做
法，将逐渐扩大自己实力一点放在首要地位。这虽然是唯一可取的途径，但其实际策论，则
甚少说明，也许含有甚多农民叛乱的色彩，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
我认真检讨了一番，以理正我的基本态度。我曾经自己问自己，我能向立三路线让步吗？
或者说，是打吹一阵革命的好消息，强调不顾一切争取胜利的方针吗？当然是不可能。因为
一九三 0 年九、十月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战事结束，蒋氏获得胜利。南京政
府内部虽然仍有许多纷扰，但蒋氏势力是加强了，他可以集中更多兵力，来对付苏区和红军。
中共中央搬往各苏区，也并非是因为苏区不久可以有惊人的发展，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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