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色，而且枪枝在作战中损毁极易。因而，同志们多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
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二是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
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
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这次会议并未形成具体决议，只是由会议授权首脑部相机处理一切。我们为未来的行动
开始做些准备。四川军阀受着江西红军被逼离开老根据地一事的鼓励，又蠢蠢欲动，到处发
动规模不大的进攻。我军主力则集结在离前线较远的战略要点上，仅用少数兵力在前线与敌
周旋。我们抽调中级以上的干部，组成军事高级训练班，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全国各地的军事
情况，特别是较广阔的西北地区的一般情况。
这个训练班最初是由负伤病愈的干部组成的，后来陆续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参加；直到我
们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才改组为红军学校。担任这个训练班主任的，就是负着重伤的原第
九军军长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在苏维埃运动时
期，参加过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曾与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一九
三一年他被调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的团长，先后负伤十一次。这多次的枪伤，使他成了残废。
因此，这个训练最初还是带有点休养的性质。
我们事实上放松了对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查电台，日夜不停的工作，只有小部分时
间用在侦查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查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
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查电台
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作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
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七时余守候到翌晨三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
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
方面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查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
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对
于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当中央红军退却到贵州境内时，所有消息，一天一天不利于我们了。追击的国民党军队
所发出的电讯，夸耀他们胜利。蒋介石的部队，正从各方面移动，有些已经进到四川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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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有的经西安向汉中天水移动。四川军阀，一面表示恐惧，他们估量到达贵州的江西中央红军，
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境内会合；另一方面，蒋介石的部队也已大批的涌进到四川来，因此
四川军阀觉得本身防地已不易保持，于是叫嚣先解决红四方面军，以免南北两路红军互相策
应。
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间开始的。估计中央红军将与红四
方面军在川北西地区会师，我们义不容辞的要策应他们。我们设想未来的跟均地以川陕甘边
区地带最为适宜，但驻守天水广元线的敌军胡宗南部，却是我们实现这个计划的最大障碍。
十二月间，我军主力进至汉中的宁羌地区，这是我们入川后第一次向川外的军事行动。
驻守汉中的杨虎城部因此大起恐慌，派代表质问我们，为何违反原已达成的互不侵犯协议。
我们告以违反协议的不是我方，而是杨虎城自己，因我军与刘湘部在万源相持的时候，陕军
曾越过巴山，骚扰我北面的后方，近来陕军又积极布置，有响应蒋介石剿共的迹象。但我们
也安慰杨虎城派来的代表，说明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并非占领汉中，而是别有所指。
的确，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在找寻胡宗南部对，相机予以打击。可是胡宗南的主力，远
在天水，在川甘边境的碧口和四川的广元只各驻有一个旅。我们曾派小部兵力向碧口广元两
处的胡部作试探性的进攻。敌军据险凭借优越的火力抵抗，不轻易出动。因此，我们没有获
得在野外打击胡部的机会。
我们另一个目的，是找寻徐海东部的行踪。当时徐海东部也从鄂豫皖区西进到陕西地区，
我们从敌人的电讯中，侦查得关于徐海东部行踪的一鳞半爪，不久又音讯杳然。我们估计徐
海东是在追寻我们，因而我们想要派点部队去接应他。但我们在汉中侦查的结果是失败了，
不特不知道徐海东部的确实所在，即这支部队是否存在，亦未得到可靠消息。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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