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铺，柜台内是我的办公处，柜台外则住着我的随从人员。
这时一方面军大体在休息状态中，彭德怀所率的第三军，董振堂所率的第五军，罗炳辉
所率的地十二军，正向抚边北面的卓克基地区集结，林彪的第一军则在懋功附近。所有各方
面的主要警戒任务，概由第四方面军负担。第三十军在懋功以南，阻遏着雅安方面敌军的尾
追，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仍在懋功北川一带与东面的敌军激战，第四军则在松潘附近屏障北面，
防阻敌军的南下。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们，那时大多集中在抚边。张闻天原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
会委员长，遵义会议时被选为中央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是遵义会议新选出的中央
政治局委员，仍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兼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军事委
员会副主席，前者兼任红军总司令，后者则主管军委会的日常业务。被遵义会议解除中央书
记职务，仍任政治局委员的秦邦宪，这时代理负伤未愈的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他们五
位和我是当时在抚边的六个政治局委员。此外，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川湘鄂黔边的
第二方面军，王明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则赴卓克基疗伤去了。
除了五位和我朝夕在一块的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刘伯承和任政治
保卫局局长的邓发等，那时也在抚边。其余如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主要将领林彪、彭德
怀，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左权、元老人物林伯渠、董必武等，因职务不在抚边，我都
未曾见着。
一阵赤诚的欢欣过去之后，接着而来的就是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在当晚的聚餐中，要
人们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毛泽
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谈笑的资料，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妙
论。秦邦宪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
辩，我在优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饭后，朱德陪我回住所，他一坐下，打开话匣子就如长江巨流，一泻千里。他讲得有时
兴奋，有时悲痛，和盘托出了当时的遭遇和心境。我们就这样谈了一个通宵。我和朱德当晚
的剪烛话旧，假若当时能记录下来，也许是中共最有价值的史料。现在事隔多年，记忆依稀，
我只能录其梗概。
朱德这位老战士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奋斗经验，叹息着向我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
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他在说明这一
点时，指出八个月前一方面军由江西西行，人数约九万，中经数不尽说不清的险阻艰难，到
达懋功时只剩一万人了。林彪的第一军团人数最多，约为三千五百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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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三千人，董振堂的第五军团不到两千人，罗炳辉的第十二军只剩下几百人了。再加上中央各
直属部队，总计约一万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
每枝步枪平均约五颗子弹（少的只有两三颗，多的也不过上十颗罢了）。他觉得这些少的可怜
的子弹，只能作保枪之用了。他认为一方面军奋斗至此，要不是有四方面军的策应，这次真
是走到绝路了。
朱德叙述一方面军的遭遇，大为伤感。他想起了许多往事，说到八年前南昌暴动我们在
三河坝分手时①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他追述那时的遭遇，一同打游击的同志们在敌军的
压力之下，悲观失望，逃亡甚多。最惨的时候他身边只剩下二十八个人，甚至这二十八个人
中还有人疑心他也会逃跑，因而放哨监视他。后来情形逐渐好转，经过多年奋斗，才造成了
一方面军的局面，现在的情景，又与当年不相上下。可是他当年虽只剩下二十八个人，心情
却是振奋的，现在人数虽较那时为多，但心情是郁闷的。何况时移势易，敌方力量远较其八
年前为强。我们现在真是前途茫茫，能否杀出一条生路，化险为夷，还在未定之数。
他有说到这次长征中一方面军能保持大部分的干部是不幸中之幸，这似有冲淡了他悲观
的心情。一方面军在云贵一带，遭受敌军追击，保存干部是不容易的。但朱德等采取了坚持
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
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战士，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
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朱德认为不顾战士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的做法是有成绩
的。现在一方面军中，是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如原任连长的现在任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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