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至于莫斯科的态度，在事隔十个月以后的现在，能否仍照前议，通过外蒙古予我们援助，
也没有人能确切说明。会中还有人认为，可能因外交形势的变动——当时我们约略知道日本
正侵略内蒙压迫外蒙的事情——，苏联透过外蒙古援助我们的可能性，便不能不加以慎重考
虑。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多表示现在我们的着重点是避开战争，找寻一个能有较长时间休养
生息的地方，到甚么地方都好，只是不喜欢这个吃糌粑的区域。他们虽然大多数表示支持毛
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我表示，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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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我们以有力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
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这就是后来中共记载中所谓北进和西进之争的主要经过。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
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
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这样解
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就是中国人避免争端的办法，不过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历来会议对重
要问题，总是要经过确定会议的。这次违反常例，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
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并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又不好公开否决我的意见，
如此而已。
散会后，我回到住处，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
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便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
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
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
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
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有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
不稳，列宁虽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根
本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之一员，在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上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
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慨叹中共中央的留俄人物，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
黄超又告诉我，这份刊物是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交给他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以前发
行了这个刊物，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我听了黄超这些话，
心中更为不安。我觉得中共中央是不能将一、四两方面军分开来看待的。通常如有人这样做，
就要被认为是搞小组织的行动或者是违背组织原则。中央从前继立三路线之后，便是王明等
米夫派当权——即王明路线。一九三一年春我在上海的时候，已曾有过初次的领教，现在又
在懋功再度出现了。
恰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来了。我将这份刊物给他看，并问他：“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
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
辩，因为我觉得凯丰并未提到西北的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承认少数民
族可以自己组织单独的政府，他只是不顾实况生硬的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
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我又问张闻天：“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甚么不等我到了抚边，
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甚么我已到了此地二十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
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
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
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登载出来了，为
甚么要这样做呢？”
张闻天避免答复我的问题。他虽担任中央书记的重任，但态度显得相当暧昧，他当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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