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和汉奸的主要内容。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
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
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
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
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兴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这在中共的发展史上，似乎
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当中有人对“联蒋抗日”这句话感觉惊奇，认
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多数同志则觉得我和其他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似有先见之明；我们提出
过入川纲领、西北联邦政府和在毛儿盖关于苏维埃的争论，都一一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
也有人说到如果共产国际这个改变政策的消息早点传达到中国，又何至有毛儿盖的争论。更
有人以为陕北现在得风气之先，他们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
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我当时百感交集，我衷心拥护这个新政策，认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则上不谋而合。
现在苏维埃走到了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我也慨叹中共所经过的一切遭遇：最初主
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③，不久就由于国际指示，改采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种不合理的右
转政策，使我们碰得头破血流；接着又急剧的向左转，走苏维埃的道路，又碰得头破血流；
如今再回到了我们的起步点，是历史的讽刺，也是我们的悲哀。
我们经过郑重的研究后，曾复电林育英，表示对新政策一致热烈拥护，当既策划实施，
请他转达共产国际。我们为使这个新政策能够与在陕北的同志合力推行，在电文中没有提到
已往的争执。不过关于联蒋抗日是否可能，确是我们的最大疑问。我们推测莫斯科与南京之
间，外交关系大致已有改善，因而会有“联蒋抗日”这句话。我们为了不愿对新政策稍示疑
虑，就连这一点也不提了。
林育英鉴于全党政见已趋于一致，复电提议党的统一。他指出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后
来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在他看来，这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
现在不宜争辩以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
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
配合起来。
林育英还说明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的组织问题。各国共产党
的内部事务，概由其中央自行解决，共产国际只在政策上予以指导。根据这个决定，他认为
中共内部争执和中央领导问题，应有我们自己设法解决。因此，他提出了上面的建议。他热
诚的希望双方就这个问题表现出独立解决的能力。
陕北方面曾由张闻天具名来电，表示同意林育英同志的建议，我也复电表示赞成。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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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电文中说：我们现在既然要联合一切力量抗日，内部团结自属首要，决不能对外讲联合，对
内部专讲斗争，忽略了党内民主。林育英再三来电提及，莫斯科的中外同志们，都十分敬佩
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现在又能解决内部歧见，他极感兴奋。从此，我们与陕北同志正式决
定以林育英同志为联络人，双方各自展开新政策活动，俟适当时机到来，再召集党的会议，
解决一切。
林育英此后的来电最重要的一点，是转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
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
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需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因此，他
表示我们应从速有所行动，西进与否，概由我们依据军事实况自行决定。
林育英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对我们有极大的鼓励作用。我们推测，斯大林赞成这
个西进计划，因为他觉得避免与蒋冲突，实现联蒋抗日，应是当前急务。我们也觉得过去党
内争执的裂痕，还需要时间来弥补。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
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
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处，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
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换句话说，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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