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左翼作家；有些在群众性的团体中活动；有些混到国民党各军政机关，发挥微妙的作用。
张闻天觉得有些同志过去被视为投机分子或不可靠的分子，现在竟证明他们能单独奋斗。他
也觉得中共中央须根据新的情况，从速整理白区党的组织。
张闻天对我们与张学良合作抗日的前途，不愿多表示意见，似乎也不抱乐观。他曾向我
表示这些事都由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在处理，前者在后面策划，后者在外奔走，并说：“老毛
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张闻天说这些话，可能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
之一也许是暗示我不要去干预“老毛”所管的事。
毛泽东那时似乎是聚精会神注意“国家大事”。他笑着向我说：他是“买空卖空”，这句
话的含义，似乎是说红军实力现在虽然不大，他却在和人谈大买卖。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材料
做各种推测，主要说到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
国内的反日潮流，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看来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很难维持下
去。
他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时，也只承认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默契是一项具体成
就，可以称之为“张扬共三角联盟”。他推测将来西北抗日局面的发展，大致是有张学良与杨
虎城选择适当时机，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南京自然不会接纳，其结果将在西安出
现一个反南京的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能否存在，一面要有一个明确的抗日纲领，获得英美苏
的支持和国内舆论的拥护；另一面要看张学良杨虎城能否联络各省的实力派和瓦解南京内部。
至于几天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他当时似毫无预感。
毛曾表示莫斯科是支持中国抗日的，也会支持西北抗日局面。他说莫斯科从未肯定表示
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但也未表示反对，据他推测，莫斯科的来电曾表示，如果红军能由宁
夏接通外蒙，或者经由甘肃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苏联将予以军火援助。这样，我们可以相信，
如果能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抗日西北局面，那苏联更非援助不可。
当时中共中央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会议，似乎都将责任推在林育英身上，而林又不管事。
对外关系，如西安的电报来往，完全由毛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
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氏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
和其他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
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
我当时最注意西路军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骑兵苦战，虽曾获得好几次的
零星胜利，但我方弹药消耗日多，有无以为继的情势。这种情势，使我十分焦虑，我研究各
项情形，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其挽回厄运。
我的心情当然是不愉快的，别人也不多理会。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
大家都避谈往事。毛泽东、张闻天等似因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
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为了挽救西路军的厄运，我只有耐
着性子和各人商谈，但无法找出补救的办法，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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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内容大致是：他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
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
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线集结，希
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天！”有的人说：
“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
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
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也接
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扬去打头阵。”我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的说：
“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
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莫斯科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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