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
度。苏外交部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
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
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
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④
当然，在当时偏僻的保安，我们无法知道像王明所说的那些内情，因而这个电报之来，
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在沉思，毛泽东更是踱来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分明是张杨
共三角联盟酝酿而成的，如何能说是日本的阴谋？有的表示长期内战倒是应该避免；有的表
示如果将蒋释放了，他将会不顾一切的对付我们；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如果得不着苏联的支援，
那里会有胜利的希望？毛泽东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
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就在这种气氛之中，会议无法继续下去，我们于是分开，各自去详加考虑，或者个别研
讨，就这样费了一整晚的时间。我通宵没睡，花了很多时间与毛密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不
遵从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得不到苏联的支援，反而会被国内外各种势力围攻，后果是会很严
重的。如果照这三点指示进行，张杨共三角联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们避免了这种破裂，
和平解决以后，蒋氏的报复，将是难免。两相比较，第一条路是非走不通的，极为显然；第
二条路虽阻碍重重，也许能找出一线希望。
这是急如星火的事，我们于是在深夜重行齐集在毛的窑洞里，商决具体步骤。我们决定
将莫斯科的来电立即转电周恩来，要他根据这个指示，向张学良试探，如果情形顺利，即照
指示的原则进行，否则要为中共留出回旋的余地。
周恩来于十三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商讨今后进行步骤，张学良曾问及莫斯科有无电报
指示？对西安的行动，持何态度？周认为张的这些问话，自然是寄望于苏联的援助，极为殷
切。周接到我们的电报后，对莫斯科的态度极表惊讶，但应允向张学良秘密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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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周恩来于十四日与张密谈，迳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
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已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帮助，现在他已势成骑虎，中共竟临
阵抽腿，不兑现了。周恩来只得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明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
事。苏联也有他的苦衷，例如外交的压力是不能不顾忌的。中共决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
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现在事已至此，决不能互相埋怨，只有一本初衷，共策进行。
他们两人于是密商进行方针，周恩来曾向张学良表示，据他个人看来，在西安成立一个
独立政府和对蒋制裁，都不能算是好办法。现在南京正在叫嚣讨伐西安，如果我们制裁了蒋，
这将予人以口实，蒋的徒子徒孙们，将用报仇的名义与我们纠缠，这将是长期的内战，而且
胜负未可逆料。周这些话，终于打中了张的心弦。
于是周进而表示，他个人有一种还不确定的想法，愿意说出来供张参考。周向张坦白说
明，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国抗日的局面，而不是偏处西安一隅的局面，因而我们所要的是团结
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现在南京方面，也有人不愿意打内战，更有人不愿逼西安方面
去制裁蒋。我们可以一面备战，一面与蒋谈判，如果蒋明白接纳了我们的主张，那他将来也
难反悔。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这些话，并未发生反感，反而向周说，这件事不能让外间知道，也暂
不向杨虎城提及。他们两人先研讨具体办法，一俟稍有把握，在对外发表。于是他们商定如
何优待蒋的办法，以及如何向蒋进言等。
这些经过情形周曾详电报安，并表示欣慰，认为和平解决有希望。我们接到周的电报，
也为之高兴。乃决定坚决推动张杨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我们大家虽已这样决定了，但心中的
疑团仍是存在。张闻天曾向我指出：“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
的局部利益。”他说明苏联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压力，不得不置身事外，可是将来蒋介石释放
出去了，那我们可要吃大苦头。
十五日在林伯渠办公的窑洞里，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我们这些
政治局委员，都发言支持和平解决，我的发言自然也是支持和平解决，但说到和平解决的前
途时，也同样表示未感乐观；即是蒋在西安时可能答应我方的要求，但一回到南京，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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