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境税和出口税，此外中共没收来的和征发来的鸦片扫数出口。至于其他商业税的收入就少
得可怜了。大约在西安事变后边区政府才在三边一带禁种鸦片，而且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
中共的友邻，怎好意思再把鸦片烟推销到山西去。边区的财政收入，因而大减，非急谋补救
不可。
征收救国公粮法规的制定，便是建立财政基础的一件大事。我曾根据陕北及其他苏区以
往征粮办法，拟具这个法规草案。详细规定，我已不能记忆，其要点大概是：凡各农户收成
仅足供一家之用者免征；超过一家最低限度之需要，即按其超过部分之多寡，用累进法征收
救国公粮。一个富裕的中农，收成平均每人在二千斤上下，大约征收百分之二十，至于地主
富农每人平均收成在四千斤以上者，征收额约为百分之四十。奖励农民按粮价折合现金缴交，
这样可以免除农民运送粮食的劳力。各县职员薪金，如遇现金不足时，则改发粮食。各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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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须按法规设置粮食公仓，储粮以供军用。
以抗日名义来征收救国公粮，而法规又很简便，富有伸缩性，易于实行。在当时“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口号号召下，农民是特别踊跃缴纳这种公粮的。救国公粮，实在就
是统一的农业税，其所以规定以实物缴交为基础，是因鉴于抗战发展下去，货币可能混乱和
贬值。后来，在八路军所到达的地方以及许多敌后游击根据地，都实行过这个办法，收到很
大成效。国民政府对这个法规也甚感兴趣。
由于征收救国公粮和其他财政方面的改进，边区政府的收入日渐增加。一九三七年九月，
边区政府收入不足七万元，十月增至九万余元，十一月增至十六万元。十一月的收入已能供
给陕北党政机关的需要，而且收入仍在上升。鸦片烟税日渐退居不重要的地位了，实施禁烟
的阻力也减少了。
此外，那次县长会议，还有不少的决定，主要是规定各县政府与边区政府的关系，各县
政府及其属下各级组织的大要和工作方针等等。同时边区政府本身及其所属各厅的职权工作
方针等等，都有扼要的规定，以期建立一个新秩序。
由于我在党内的处境，对于自己工作的成就不敢存有什么奢望，但也希望边区政府的例
行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可是事实上除了征收救国公粮和增加财政收入，很少遭受干扰外，
其他各项工作几乎都行不通，虽然经过我和其他的当事者据理力争，屡次抗议，但中共中央
那种侵犯边区政府的职权，遇事横加干涉的作风，早已成为积习，无法改变。我现在只略举
几件事，来说明这种真象。
任民政厅长的马明芳熟悉陕北地方情况，他就任之始，锐意整理各县政府的组织和工作，
他可以直接向张闻天等进言，也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等关系密切，曾向他们要求重视
各县政府的工作，和不可随便调动各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他们的应允，但执行起来则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共中央和他所属的各部门，总是向下级党部下命令，发通知；中共
陕北特委除将中共中央文告转到下级之外，他本身也有不少的命令。这些中共党内的文件内
容，漫无限制，不仅包括了边区政府的工作，而且内容混杂，实行的办法，又多是由党部动
员民众，而不是依据边区政府的法令。为了这些数不清说不尽的紧急动员，往往胡乱调动干
部，陕北特委甚至各县县委，都可以任意调走县政府的重要干部，而马明芳事先并不知道。
经过两三个月后，马明芳向我叹着气说：我实在没有法子来建立民政工作的新秩序。
洛川会议原决定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军政干部，党校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另成立一个陕
北公学，培养财政经济、教育、卫生等专门人才和其他各项边区政府所需要的工作人员。而
且准备将来在敌后，也可以逐渐办理这三类学校。边区政府改组后，陕北公学的招牌是挂起
来了，学生也有八百多人，但边区政府不能过问，完全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而且学校的课
程也是列宁主义、党的建设那一套，变成了另一个党校。洛川会议原来企图训练一批行政工
作人员，来与国民党相对抗的本意，现在也不再提起了。边区政府属下的教育厅，也无法提
出教育计划和预算。原有的一些小学和补习学校等，仍由各、各乡村政府自己设法维持。而
新任教育厅长的周扬，见人就爱说左派作家运动和文艺思想等，他个人对演讲写文章甚有兴
趣，似乎对于地方教育工作不很了解，也无兴趣。因此，徐特立办教育的时候，对中国文字
拉丁化运动做得有声有色，周扬接任后，拉丁文化就随之而消沉了。周扬也没有提出任何教
育计划，这也许是他在现实情况下不得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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