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
抗战发生，我不计以往一切，挺身出来为抗日做一些事。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
同志，包括担任这次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在内，都要求我出来担负边区政府主席的职务，并鼓
励我，说过去对我的斗争早已结束了，在抗日紧急关头，决不会旧事重提了，他们表示信任
我，使我能安心工作。同志们批评我的话，我不愿多加答复，仅指出某某几点显系毫无事实
根据的。我要请你们设身处地想想，你们将我痛骂的不成样子，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还能够
做下去吗？我还要请问你们，在此抗日紧急关头，你们没有将时间用在准备抗日的工作上，
去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里大声疾呼的围剿我，究竟你们的目的何在。
在我发言以后，继起的发言者指责我承认错误并不彻底，没有放弃反抗的武器；也有人
说，为了中共的领导威信，要求我多承担起一些错误的责任。另外有一个在中央书记处新任
工作的后进小伙子（我并不认识他），起而发表攻击我的言论。他凭空的说：金子是发亮的，
但并非一切发亮的东西都是金子；苍蝇也是发亮的，张国焘同志便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个苍
蝇。任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并不制止这样的谩骂，反而表示欣赏。这就使我怒不可遏的离开了
会场。
会议结束后的次日，毛泽东约我去谈话，张闻天已先我在座。他们两人笑脸相迎，对我
的辞职表示挽留；并且解释这次斗争会，原是检讨西路军失败的经验，不料又牵涉到两个中
央对立的事，请问不要介意。我深恶他们这种表里不一致的虚伪把戏，我也想到因我昨天在
会议上的发言，指责了他们毫无信义，使他们不好等闲视之，故又来一次请我原谅，其实他
们反对我的阴谋，绝不会改变的。当时我若坚持辞职以示抗议，那就当面闹翻了。我那时还
不愿那样做，因此也不再提辞职的话，当场敷衍了几句，也就罢了。
在这次谈话后，我又同张闻天会见过两三次，我自然必须要将边区政府的工作向这位中
央书记报告，可是张闻天摆出他书记的臭架子，蛮不讲理的打官腔，有点像恶婆婆折磨媳妇
似的。这种小人的行径，我虽然有点生气和好笑，但也忍者不说甚么。当年十一至十二月之
间，我可说受尽了折磨，边区政府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一个星期的反张国焘斗争以及许
多暗中的麻烦，这些事都是由毛泽东在后面掌舵，而由张闻天在前面喊打喊杀来进行。
甚至我的太太和我不满十二岁的儿子，都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侮辱。我的太太与我离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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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约六年半，我的儿子在武汉时代和我分手，相别已超过十年，他们于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先
后来到延安；彼此都经历艰险，劫后相聚，不仅我们自己愉快，我们的好朋友都深深为我们
祝贺。但窃据了当权的阴谋家，并不肯放过，用打击我太太和儿子的手法，以增加我的痛苦。
我的太太本是老中共的党员，列名为中共妇女领导干部，当我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她
留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的机要工作。因为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屡次遭受破坏，她幸而
逃脱了被捕被杀的危险，最后与中共失去了联系。她历经艰险，方得改名隐藏于上海一间高
级女子助产学校习医，将近两年。抗战爆发后，她才与中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系。她
来到延安，并写信回湖北枣阳县家中接儿子来延安相聚。我的太太到了延安，立即担任边区
政府内工作人员的教育工作和边区医院的助产工作。她的工作繁重，超过一个普通党员。可
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必须调查她失去党的联系后的经历为理由，不允恢复她的党籍。当时
归队党员，大多不需要这种所谓调查，就可恢复党籍，需要调查者，显系含有怀疑和不信任
之意，这使我那热诚和爽直的太太，颇感气恼。
那时我的儿子小学尚未毕业，延安并无适当的学校可以容纳他，因而暂在陕北公学低班
就读。不久干部子弟学校成立，他就首先转入该校。这个小孩子很活跃，喜欢唱歌和表演，
为学校主持人目为难的的童星，参加过几次儿童表演。有一位文艺工作者，曾因犯重大过失
受过我的处罚，他那时成为张闻天的马仔。他作弄我的儿子，派他演反对派张慕陶，扮成奇
怪形状的汉奸样子。我事先毫无所知，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儿子，
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过去，
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
蛮、残忍、禽兽不如。
经过以上我所扼要叙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与那些阴谋家公开闹翻，不能不说是忍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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