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
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他还说明陈独秀先生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阵
线的策略，认为国共既能恢复合作，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更应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表示欢迎
陈先生的这种意向，要罗汉径与毛泽东商谈。
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根据罗汉的表
示，就与托洛斯基的死硬态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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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毛还说到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
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脱节
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也只好遵照实行。张闻天和罗汉多次商谈的结果，形成
了十九个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托派坚持抗日，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现行政策，在言
论上和实行上均将有明朗的表现；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
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
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
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
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
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
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
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自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
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
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
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
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为了这件事，王明还发了一篇大议论。他向我们说明了苏联肃清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的
经验教训，指出联共内被整肃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国罪都是证据确凿的。他说根据这个经验，
任何党员，不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多深，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只要有反党倾向，就可能走
到叛党叛国。他又说到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曾利用各种机会，阴谋反对苏联和联共；甚至
利用清党，故意制造供词，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
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说明在原则上中共决不能与叛徒恢复合作。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蒋介石及其
党徒们，和法西斯蒂党徒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反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
能直接影响共产党内部。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们可以与这些原非同类的人物，暂时的或较
长时期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一直阻碍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我们最危
险的敌人。至于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党派系和倾向，与共产党更为接近，腐蚀
我们的内部，是较社会民主主义者尤为危险的敌人。清算这些叛徒，在使共产党净化这一点
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也是斯大林理论的精华。
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
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此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
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
而是加紧反托派。在抗战时期，必然有些叛党或离开党的分子，企图再行混到党里来，我们
绝不能宽容他们。现在党内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同志们，党对这些人也不应轻轻放
过。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
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
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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