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创始人之一，为人守正不阿。周达文与瞿秋白同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对俄文和
俄国问题的研究都有相当的造诣。董亦湘与沈雁冰同系商务印书馆编辑，研究文学，亦有相
当成就。他们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对过米夫，也与王明等人斗争过。他们在列宁学院毕
业后，被派在新疆工作，似系避免与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触。这次王明路经新疆，
手执尚方宝剑，竟陷害泄愤，这真是暗无天日了。
我认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种疯狂的清党作风，将使中共堕落得不成样子。他从莫斯科带
回来的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张，与我素来的见解相接近，但他并不是从中国的民族利
益出发。事实上他将斗不过毛泽东，也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他反对与陈独秀等重行谅解合作，
确是明显的反动。他在新疆杀害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同志，更是不可宽
恕的罪恶。一九三 0 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残酷的斗争手段，断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现
在竟进而杀害对中共当权者持有反对见解的同志。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
着王明到中国来了。
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我觉得一切都超过了奖励
的范围，也无法申诉，而且再也无申诉的必要。在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我只有采取“合则
留，不合则去”的打算，跳出这个圈子，也许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当时，抗日局势使中共的当权者，不能为所欲为。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将与日本妥
协之说颇盛，王明认为事态严重，自告奋勇赶往武汉，企图与国民党建立较密切的合作，以
挽救这种中日妥协的可能危机。不几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间），王明、周恩来便启程前往武汉。
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与王明间意见的出入，也有待调整。我这个挂名的边区政府主席，也还
有装点门面的作用。所谓进一步肃清托派或者受托派利用者的这类斗争，似乎时机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间，延安气候寒冷，朔风怒号，人们活动减少，一切显得平静。
旧历过年期间，延安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家都在休息庆贺春节。王明、周恩来离开了延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停开了，没有发生甚么特别事故。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
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
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
我这十八年来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尝尽了。远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间，那
种背信弃义，蛮不讲理的反张国焘斗争，使我下定决心，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谁知抗战
爆发，又因我的抗日热情，复使我跳进了原来的火坑。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等违反
抗战利益的阴谋和口是心非的对我实施种种迫害，使我进一步打算脱离中共，但因种种牵挂，
一时不易抉择。从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样的黑暗，斯大林清算的魔爪和
毛泽东阴险的毒手，都会向我飞舞，时机紧迫，乃决定脱离中共，离开延安。
王明为甚么将在新疆谋杀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诉我；为甚
么硬说毛儿盖的争执，是托派暗中作怪，为甚么武断的说我受托派的利用。这些盛气凌人的
话，直接向我表示，难道是他的幼稚吗？难道是恐吓我吗？王明须赶往武汉，阻止中日妥协，
维持国民政府的抗日局面，促进国共合作——这些是王明认为头等紧急而重要的事——这才
把反对我被托派利用的斗争压后。也许因为中共中央内部情形复杂，有人劝告刚从莫斯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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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来的王明不可太冒进。但王明已杀害五位中共重要干部，如果他不斗争我，诬我受托派利用，
他又何能交代？
这次政治局会议，使毛泽东、张闻天大伤脑筋，王明的矛头正打中他们的要害。毛泽东
紧紧掌握他的实力，对八路军各部的指导和大批人员派遣到前线去等等工作，一点也不放松。
他预料王明在武汉的活动，不会有甚么大的成就。他暂时一声不响，和我遇着的时候总是谈
些轻松的事。张闻天有点感到自身位置难保，一切不敢像从前那样放肆，遇着我的时候，虽
然不说甚么，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态。陈云和赵云都是初来，遇事向人请教，不愿随便说
话。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
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
我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在农村中留连一番。有时携带我的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
郊游谈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们常到之处。我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非常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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