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
当即就本人政治意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
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
(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
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
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觉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已达更进一步之精诚
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张,用至诚态度,与中共中央诸君初步商讨,未蒙采纳,今后仍
望中共诸同人,对于本人上列主张,深切考虑。
以上之简略申明,本人自信对于当前政治需要,尚无不合之处;乃近见武汉中共负责人
公表函件,对于本人主张与行动,续有诋诽,综其所述,无非蔑弃真理,偏执己见,甚至不
惜虚构事实,颠倒是非,以遂其抹杀政治商讨,维护局部利益之私图。如此,足征中共负责
诸君,对于近代政党党员应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视,政治道德,亦鲜顾及,此本人深为惋惜
者也。
当此抗战建国之严重关头,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战士,在国家民族之上之原则下,均有放
弃过去一切成见,端正其政治趋向之必要。并应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努力完成复兴民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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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大业。据此观点,愿就本人与中共间政治上分歧之点及因此而引起之争论,略陈梗概,邦人
君子与中共诸君幸垂察焉。
关于中共政治路线之全盘检讨,因范围过广,此处暂勿深论;仅就目前整个民族迫切需
要之抗战建国基本观点,加以考察,本人确切相信中共政策错误之发生及其过程,实非偶然,
而且这一错误过程,直至今日,还未停止,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这个错误的轴心的构成可从下列
诸点,加以简略说明:
第一,中国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散漫的农业为组成国民经济
的骨干,纯民族工业的比重,颇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务,对内是铲除封建残余,改正土地
关系,完成国家的统一,对外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经济特权与政治特权,争取领土
主权之完整,与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自主: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
在中山先生与越飞君的联合宣言上说得最清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
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
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
的独立之获得。”概括言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内求统一,外求独
立,而就革命动力言,城市市民与乡村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都占极大数量,这些阶层对外积极
反对侵略,对内并不代表妨碍统一之封建势力,所以除去封建的旧势力而外,广大国民群众
都是这一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拥护者。
中国共产党虽亦见到这些基本问题,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
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发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
命的唯一途径。更错误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观形势,基此而采用诸多错误政策,客观上对于可
能参加的广大革命力量,竟予以过当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机之严重性明显呈现时,仍
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里一致地改正过来。
复次,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对内统一运动,其目的原为反对封建割据,亦系形成全民对外
之先决条件,应当确认其为进步的革命步骤。中共昧于此义,贸然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
勉强地予以联系,并强调阶级斗争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说,处处以阶级利益抹杀
民族利益。这一切与国民革命不能调和之基本观点,在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均已确证其误。
第二,以上是说明中共对于国民革命理论的错误见解,基于此种见解,于是对于中国国
民党之认识,亦极不正确。中共初则认三民主义为反动思想体系,而认国民党只是代表地主
资本家的阶级政党,继又认国民党为法西斯主义之分派,国民政府为亲日卖国政府,但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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