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也遭受着不少的折磨和经济上的重大损失①。
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总部又被封闭了，这无异取消了中共在上海一切公开活
动的机会。书记部一直保持着普通工会的面目，表面不带共产色彩，在上海合法存在着，由
于它支持一九二二年春香港海员的罢工，后来又负责召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成为全国工
会的总通信机关，便引起了租界当局的嫉视。我也早觉察到这一点，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
譬如书记部的办公处并未存有秘密文件，《劳动》周刊尽量不登煽动性的文字，人员多分散
各地，秘密工作，避免暴露；并聘有英籍律师为书记部的法律顾问。
一九二二年九月间，任书记部秘书的李启汉突然为便衣侦探所诱捕。由英领事主持的会
审公廨法庭，根据中国禁止罢工的法律，认定李启汉犯有煽动罢工之罪，处三个月的徒刑，
并驱逐出租界；书记部及由书记部所主办的劳动周刊均予封闭。我们的英籍律师只要求减轻
处罚，并未根据租界一向准许工会公开存在和允许工人罢工的成规，力为被告洗脱，似未善
尽辩护之责。
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受摧残，当时中共中央曾企图反抗。但我们估计到当时还没有充分力
量发动一次向租界示威性的罢工，即使勉强发动，也不会获得预期的结果，因而忍了下来。
又为了不愿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会运动和罢工浪潮受到这不利消息的影响，因而只轻描淡写
的宣布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移往北京，并未将被封事件大事宣扬。
当时，吴佩孚却正在高唱保护劳工的政策。吴氏于战胜奉系以后，即通电宣称保护劳工。
由于他这种政策的影响，北方各地和湖北湖南一带，工会正在公开组织起来，罢工的活动也
可以公开进行，这些地方的工人运动都在欣欣向荣，中共在北京、武汉和长沙一带的工作，
也得着显著的发展。中共中央于愤恨上海租界当局压迫之余，除决定将劳动组合书记部北迁
之外，十月间，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机构都先后移到北京了。又因陈独秀和刘仁静被派为出席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代表，须按期②赶往莫斯科，中共中央在人事上的分工，也因此要有
些调整。中央当时决定：要我专负中央领导方面的工作，在陈独秀出国期间，代理中央书记
的职务；至于我原担任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职务，则由邓中夏接替；并指定罗章龙做他
的副手，主编《劳动》周刊。从此，我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中共中央政治决策方面；对于
职工运动的领导工作，就不是经常直接参预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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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邓中夏草拟了一个劳动法大纲③，发动各地工人，轰轰烈烈的进行了一次要求取消治安
警察法和由国会制订劳动法规的运动。他和各地的工人代表们在北京招待国会议员和新闻记
者，希望他草拟的大纲能得国会和社会人士的重视。后来一部分议员确向国会提出过所谓保
护劳工法案；不过这法案终未成立，提案人也只是把它当作官样文章，主要似是迎合吴佩孚
保护劳工的主张，凑凑热闹而己。
但吴佩孚与中共之间在职工运动方面，确有过具体的合作。当时任交通总长的高恩洪是
吴氏的亲信，对铁路交通业务却是个生手。他为了排除盘据铁路上的梁士治交通系的势力，
接管铁路财务，以期增加吴佩孚的财源，并要求李大钊给予协助。李大钊鉴于梁士治交通系
素来压制铁路工人运动，便欣然应允高的要求，介绍了六个共产党员给交通部，分任京汉、
津浦、京奉、京绥、陇海、正太六条主要铁路的密查员。由他们直接推进铁路工会的发展，
并考察铁路上的积弊，淘汰旧交通系的职员，以便高恩洪能补进新的人员，来实施对铁路的
控制。
这六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顶着密查员的特殊头衔，携着铁路长期免费乘车券，在铁路上各
处活跃，发展铁路工人的组织，经常向铁路当局提出改良铁路工人生活的要求。他们把高恩
洪所赋予他们排除梁士治交通系的使命置诸脑后，一心一意的干他们心目中认为是纯洁的职
工运动。这在吴佩孚和高恩洪看来，不是帮助他们，而是给他们增加麻烦。彼此间的关系也
因而恶化起来了。
中共方面并未警觉到这种演变，北方的中共党员们正为他们的成就而得意。当时，沿着
铁路各大站暨各大城市的职工运动，确经历着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各地工会组织和参加工
会的人数大大增加起来。工会的内部组织也有极大的增强。罢工运动更是风起云涌；而且罢
工的工人往往能获得相当的胜利。就在这兴高采烈的时候，开滦矿工的罢工，首先遭受着流
血的镇压，就如秋风起后的第一片落叶。
开滦煤矿是中国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新式煤矿，由中国资本创办，逐渐为英商所侵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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