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面面相觑，不敢有所表示，因为都不知道醇亲王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翁同和却是看事看得很清楚，于是便开口对醇亲王说道：“这件事关系重大！王爷应该带领群臣，跟皇太后再当面议论。”
“不行啊！”醇亲王答道，“皇太后的意思非常坚决，且要等军机大臣下来再说。”醇亲王又转向礼王世铎道，“上谕拟得怎么样了？”
“上谕已经拟好了。”礼王苦笑着说，“没有法子，怎么劝皇太后只是不听，只好承旨，并且已经请内阁明发了，这是底稿。”
于是大家传观上谕底稿。亲政的程序是仿照穆字的成例，以本年冬至祭天为始，躬条致祭；亲政黄礼由钦天监在明年正月里选择吉期举行。
“其实，我认为这并不一定是皇太后的本意，”醇亲王说道，“事情如果还可以争的话，我们一定还得争。不过大家总得想个办法才行。”
“我们大家可以上一个奏折，”翁同和说道，“请皇太后暂缓归政几年，怎么样？”
“皇帝已经长大成人，并且当时已立下了皇帝长大成人，即行归政的规矩，现在如果再暂缓归政几年，怕有些说不过去。”庆亲王奕劻若有所思地说道。
“请皇太后再训政几年，怎么样？”礼王说道，“上一个奏折，请皇太后训政。”
“这倒是个好主意，庆王说道，“仿照乾隆内禅以后的办法，凡事都要尊承慈禧太后的懿旨而行。”
“我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醇亲王说道，“上奏折先要议一议，明天恐怕来不及了，那就等到后天吧。”
翁同和认为请皇太后训政，不如请暂缓归政，比较得体。
回家之后，便通前彻后地想了一遍，决定另外上折。
醇亲王认为自己要向慈禧太后表明心迹，觉得也应该单独上折。于是便把孙毓汶和许庚身找了来，商议如何上折，孙毓汶已经拟了个王公大臣的公折，怕思路敞不开，便决定由许庚身执笔。
醇亲王说了自己的意思后，许庚身提起笔来，“唰、唰、唰”地便写了起来，不一会一篇奏折便写了出来：
“为宫廷政治，内外并重，教拟齐治要道，仰乞慈鉴。教溯自咸丰东西两宫垂帘听政，外戡寇乱，必除权奸，德泽布于八垠，威信敷于四裔……同治甲戌，痛遭大故，勉允臣工之请，重举听政之仪。自光绪卒已以来，我皇太后忧勤盖切，曾旰孜孜，所以承列圣重统之艰，造万世无疆之福者，至矣尽矣。兹者皇帝甫途先学之年，特申亲政之旨。王大臣等审时度势，合词诚恳皇太后训政。敬祈体念时艰，俯允所清。俾皇帝有所尊承，日就月将，见闻密迩，侄及二旬，再议亲理庶务……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感顿训都所诫。即内廷寻常事体，亦不可可驰前微。臣愚以为归政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体，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俾皇帝专心大政，博览群书，上承圣母之欢颜，内免宫闱之剧务，此则非如臣生长深宫者不能知亦不敢言也。”
执笔的许庚身，真能体味到醇亲王内心的委曲，抓住了全局的关键。话说得很直率，也很有力，一方面破除了慈禧太后心中最微妙曲折的疑忌——深恐醇亲王以“太上皇”的身分揽权，自己设下了一道樊篱；“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体，先请懿旨，”就是表示，如果有“太上皇”的话，也是在御苑颐养的慈禧太后，而非醇亲王。
第二天上午，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准备议事之前，便收到了三个折子：醇亲王奕譞以“生长深宫”的身分，单独建言；另一个是王公及元部九卿由礼亲王世铎领衔上的公折，请慈禧太后再训政数年，“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开臣工，读览章奏，俾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
再有一个折子，就是翁同和的底稿，颜讷谟诂领衔，作为御前大臣和乾清宫师傅们的分析。他们都是皇帝的侧近之臣，见闻较切，所以立言又别是一种法度，列举了三个理由，认为皇帝还未到可以亲政的时候。
第一个理由是说皇帝虽然天资聪明，过目成诵，然而经义至深，史书极博，讲习之事，犹未贯彻；第二个理由是说国家大事繁重，军机处的奏章和谕旨，虽然已奉命折呈一份，请皇帝见习讲解，但大到皇农礼乐，细到盐务、海关、漕粮，河运，可不能都一一明了；批折之事，还待讲求；第三个理由，其实也并不重要，是说皇帝的满洲话还没有学好。满蒙章奏，固然有用“国书”的，可是稍微重要的一些奏章谕旨，都用汉文，所以满洲话只能听，不能说，实在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总也是一个理由。
在这三个理由之下，翁同和所建议的不是训政，而是暂缓归政。翁同和之所以这样主张，自有他的用心：宁愿让光绪皇帝迟几年亲政，也不愿各为亲政，实际上却做慈禧太后的傀儡；而一旦亲政，便大权独揽，乾细独断，再不用慈禧太后从中插手干涉。然而翁同和的这番良若用心，却没有人能理会；即使有人能领会，也不敢说破。
因为有李莲英的斡旋，所以慈禧太后对王公大臣上折并不感到意外，但对折子的内容却微感到有些意外，使她不得不佩服李莲英的先见之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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