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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起义者又恢复蓄发，以此作为反对满清王朝的标志。太平天国在反“清妖”的檄文《奉天讨胡檄》中列举了满清政府对汉族人民，进行民族压迫与民族奴役的种种***残暴罪行：“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
檄文中特别指出“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 华夏民族（汉族）素来对衣冠服饰极为重视，“华夏”之称，本身就源于其华美的衣服。《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千百年来，宽衣大袖、峨冠博带的服饰，加上蓄发、束发的传统，共同构成华夏民族（汉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也成为古典中国文明在外观上的重要象征！古典中国因之赋有“衣冠古国”的美誉！正因为如此，“衣冠”之于华夏，才有着根本的意义！晋室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士大夫聚会，称为“衣冠聚谈”；反清复明，亦始终以“复衣冠”为旗帜。1648年四月，李成栋在广州举兵反正，诗人邝露记为“永历二年闰三月十五日，东粤始复冠裳。”冠裳在这里已经成了汉族的指代，足见华夏衣冠对于汉民族的重要！三千年来，衣冠服饰对于维系华夏民族（汉族）的向心力、凝聚力、自信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影响力不下于汉语汉字！
永历十三年七月（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郑成功、张张煌言大举北伐，沿长江而上，兵薄南京，沿途人民欢呼雀跃，箪食壶浆，纷纷来附，“父老持酒牛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泗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全祖望《觐张公神道碑》）汉族人民在满清政府野蛮残暴的民族奴役之下，遭受的精神摧残于此可见！ 张煌言在以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名义发布的“讨虏”檄文中，非常明确的表明了“反清复明”的主旨：“衣冠变为犬羊，江山沦于戎狄。凡有血气，未有不痛心切齿于奴酋者也。……出生民于水火，复汉官之威仪。……谁非中国绅衿？时穷势屈，委质虏廷，察其本怀，宁无隐忍？天经地义，华夷之辨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 （张煌言《张苍水集》）
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典籍中，关于汉服的记载，用的最多的是“衣冠”、“冠裳”，而不是汉服，其中原因大致是这样，一是历来根深蒂固的华夏（汉）文化本位主义。在古人看来，世间有三种生灵：华夏、夷狄、禽兽。华夏当然最开化、最文明，夷狄次之。“衣冠”作为华夏文明的象征，是默认的，具有惟一性，“夷狄”是没有的，“禽兽”更不用说；因此，“衣冠”前面也不必加上“华夏”或者“汉”字进行强调。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史籍为数不多的“汉服”字样来自契丹、女真等非华夏民族的史料中；在非华夏民族看来，汉人的衣服，那就应该是“汉服”。二是在古代汉语语境中，长期使用“华夏”“中华”指代“汉族”，因之，“汉服”的提法就不多见。这其中也折射出汉人长期以来的民族优越感和自我文化中心主义，不愿意把自己和其它族群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经过辽宋夏金元的民族大冲突、大迁徙、大融合阶段，到明清交替前后，中国境内不同种族之间的族群意识都空前增强，包括汉民族在内，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也逐渐发生着转变，这从对“汉服”的用词也可以折射出来：
明崇祯四年（1631年），发生明后金大凌河之役，明廷的监军兵备道张春兵败被俘，坚不投降，后金仿效匈奴扣留苏武的方式，将其监禁在沈阳三官庙。当时，一位出使后金的朝鲜使者回国后，向朝鲜国王报告张春的情况说，（张春）“不为剃头，着汉服居于寺中云。”[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九年闰十一月壬戊）朝鲜文献对张春的衣服，没有称“明服”，而用“汉服”。一方面，是出于非华夏民族的认识角度，另一方面亦可见，汉族服饰的概念，在当时已经初步形成并被我们的邻邦承认！
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永历朝廷流亡缅甸，过着寄人篱下的凄苦生活。 八月十三日，缅甸国王派人来请黔国公沐天波过江参加十五日的缅历年节。沐天波携带永历帝原拟赠送的礼品过江后，缅甸君臣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强迫他换上当地的少数民族服装，同缅属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礼至缅王金殿前朝见。按明朝二百多年的惯例，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氏代表明帝国管辖云南土司并处理周边藩属国家的往来事务，体统非常尊贵。这时却倒了过来，要光着脚身穿少数民族服装向缅王称臣，心中苦恼可想而知。礼毕回来后，沐天波对朝廷诸臣说：“三月在井亘（吉梗）时不用吾言，以至今日进退维谷。我若不屈，则车驾已在虎穴。嗟乎，嗟呼，谁使我至此耶？”说完大哭起来。（顾诚《南明史》第三十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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