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尽管沙俄政府每次都给商队发布种种密令训令，要他们收集中国的各种经济贸易情报，但是，限于当时两国交浅的关系状况，始终难以如愿。只有到后来，一批高素质的布道团成员长期居住北京，和中国人长期交往，汉、满语言问题得到了解决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解决这个情报问题。我们不厌其烦地举出上面这些材料，只想表明俄国政府非常重视经济情报信息的收集。至于，这个职能由谁来担当最合适，当时尚处在萌芽探索之中。随着历史往后走，布道团慢慢浮出水面，成为俄国选定的最佳收集经济和政治情报的机构了。所以，越往后，有关布道团活动的历史资料也就越丰富，派遣布道团也就越来越注重人员素质的选择，显然，是越来越受到俄国政府的重视了。
历史上，布道团从1715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开始，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其角色基本上是商队和临时使团的附庸。在这段时期，沙俄政府只给商队或使团下达训令，布道团则根本没有地位。但是，就算在这段时期，真正给沙俄提供了真实有用情报的还是布道团。当然，布道团真正担当起情报收集的重任，还是十八世纪末布道团内部整顿以后的事。为了更清楚地了解1850年以前布道团的情报功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谈谈沙俄对北京布道团的整顿和改革，这是问题的前提。
保守点说，至少前七届布道团的情况是一团糟。就我们目前所见史料，大都是对布道团不利的。几乎所有布道团首领的品德和行为都是一团糟。第一届布道团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具极强的虚荣心，不善经营，到最后，企图贪领部下薪金，导致与下属关系紧张。最后，只好终日酗酒而死[10]；第二届布道团首脑大司祭贝拉特科夫斯基，他到中国来就是靠玩阴谋诡计得来的机会，目的在发一笔不菲的财。到了中国之后，对部下极其粗暴，终于导致反抗。最后，由沙俄派来中国的商务专员郎格将其押送回国[11]；第三届布道团首脑特鲁索夫是个小偷。当时在布道团学习的学生阿·弗拉迪金就告发他“偷了教堂的银器，还从圣像上剥走了银饰物”[12]；第四届布道团的大司祭格·林采夫斯基号称有学问的人，虽然没看到他有什么劣迹，也不酗酒，但是，却无所事事，没有留下任何引人注意的资料[13]；第五届布道团首脑尤马托夫，“学识渊博，性格直率”，是个受欢迎的人，为了交往，他甚至身体力行，亲自到田庄去种水果。但他的行为很迂腐，为了防止满、汉人向他借钱，他宁愿去和西方耶稣会士交往，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不确切的消息[14]；第六届布道团首脑茨威特，也是个酒徒。无所事事。据说他“到达北京以后，没有见到任何一名传道团人员还活着，他们都已经死在那里”[15]。可见状况之凄惨；第七届布道团首脑希什科夫斯基是个心胸狭窄的人，为一点小事就和同事闹不愉快。他迫害属下杂役伊·奥尔洛夫，以致1784年，这个奥尔洛夫不得不向理藩院呈请允许他临时回国，揭露大司祭的所谓罪恶：“僧人本身未犯任何过错，该正神甫岳阿基姆竟对僧人实施恐怖及惨无人道之恶毒□行为”“惟最后有不得已于言者，即因僧人所担任之枢密院所派神圣宗教职务，为僧人所规定之薪金，竟亦为该神甫岳阿基姆所剥夺，完全不知是何原因”[16]。至于正事，什么也没有作。作为布道团的首脑都这个样子，那么，要想使布道团完成沙俄政府的使命是根本不可能的。好在十八世纪俄中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通使通商的关系，布道团只不过是彼得大帝这样深谋远虑的统治者预先布下的一颗棋子而已，国家的使命还轮不到布道团来承担。
尽管这时期布道团首脑们大都不学无术，或者品德猥琐，或者无所事事，但是，麾下极少量的学生和其它一般神职人员却凭借个人的天赋，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的。这些成绩，我们一般都称之为汉学研究，其实，汉学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过是情报收集的一种方式而已。尤其是俄罗斯汉学，自始至终都带有学术研究和情报收集双重性质。毫无疑问，在汉学萌芽期，其情报性质更浓。
公平地说，在十八世纪，尽管布道团处于商队或临时使团的附庸地位，但真正收集了对沙俄有使用价值情报的还是布道团成员。不过，前面说了，当时布道团情况很糟糕，神职人员的品德和知识水平相对很低。就算是派遣的学员，也好不到哪里去。整个十八世纪，沙俄一共向北京派遣了26名学生，可是，后来成为汉学家的寥寥无几。而且，还受天赋和个人兴趣的影响。例如，第二届布道团学员列·罗索兴（1707-1761），1729年来华，在北京学习和居住了11年。他是十八世纪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为数不多的杰出学生之一。应该说，他是第一个像样的汉学家，也算第一位给沙俄提供了有关中国基本情况的真实情报的人。1739年，罗索欣开始了大规模的翻译工作，翻译满语文献《八旗通志》，这项工作一直到他回圣彼得堡时还在继续，最后和阿列克塞·列昂季耶夫一块完成。这是有关满清发家繁盛的基本历史线索，是有关满清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况的最详尽，最真实的资料。不过，罗索欣最大的贡献还是获得了汉语中国地图，并且把其中的地名音译成了俄语。地图由朗格于1737年带回俄罗斯，根据郎格的报告，罗索欣受到了嘉奖，升为准尉，工资也提高到150卢布一年[17]。真可谓升官发财了。由此可见沙俄对获得有关中国情报之迫切了。他留下大约30多种手稿。其中有两部著作对沙俄政府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一部就是《1730年京报摘抄》[18]，另外一部就是《1735年各省钱粮登记册》[19]。后一种手稿收集了满清当时有关土地征收税、田税、人头税、典契税等各种材料。这是沙俄政府当时想弄清楚的。从罗索欣的手稿可以看出，他对几乎所有中国问题都感兴趣。例如，他在北京跟一个中国人学习作烟花鞭炮，写了一篇很短但内容丰富的文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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