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在招降郑成功、郑经父子时,总提出以剃发、登陆为前提条件,郑方则坚持相反的意见,双方议论不决。
1662年,郑成功病故,郑经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鲜旧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辫发易衣冠”,清廷不许。到1680年,清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完全确立下来,“反清复明” 也成了一句空话,清、郑双方还在为臣服的方式、辫子衣冠的问题争执不下。
最后,郑经提出,台湾全岛皆可剃发、换装,只有他一人不剃不换,清廷也仍不许。台湾军民最终没能保住汉式衣冠,1683年,清军入台湾,消灭郑氏余部,满洲贵族剃掉最后一个汉人头发的鸿愿终于“大功告成”!
在屠杀与抗争了三十七年之后,汉服最终从华夏的土地上消失。满服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再加一条金钱鼠尾的装束,就这么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来。
满洲贵族为改换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为他们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国“属夷”的身份来统治不论从经济、文化还是人数、地域上都远远高于他们的汉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毁汉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优越感,改换衣冠可以造成一种“同类化”的假象,避免汉人因“华夷之辩”“夷夏大防”引发“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从而保证自己的长久统治。
因此,满清在对待汉式冠服的政策问题上,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种深谋远虑决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动,更不会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软。(佚名《清初汉族人民反剃发斗争的悲壮昭示》)
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立场上来评判古人,更不能以庸俗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历史。
17世纪的中国人还不可能“进步、超前”的“觉悟”到“超越民族正统论” “维护民族团结”之类的空洞之物;明代中国人对后金(清)的认识,不过是一个和自己仇杀过半个世纪的“鞑虏”,对努尔哈赤,明人始终以“奴酋”称呼之。加之清军入关之后的凶残、暴虐,传统上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使得汉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外来政权。
尽管满洲贵族在武力上的成功可以暂时维持统治,但要汉人从心理上认同这样的异族政权,恐怕非常困难,而这样的心理上的隔膜、排斥,直接关系着满清王朝的政治前景。一想到3000万人敌视、仇恨的目光,满洲贵族和清廷统治者都不敢睡的太塌实。因此,必须致力于“同化”,获得汉人的认同,避免汉人因发式、衣冠的差异引发“华夷之辩”,产生“亡国之痛”,进而起来“驱除胡虏”。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辙。
剃发易服、杀人屠城之后,还必须销赃灭迹,这就有了满清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德政”—文字狱。
鲁迅先生对之亦有深刻论述:“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史学巨擘章太炎先生论述说,“隆庆(明穆宗年号)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由是观之,夷德之戾,虽五胡、金、元,抑犹有可以末减者邪!” 其目的是清楚的:“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章太炎《哀焚书》)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论述说:“在二百多年前,满清政府为了贯彻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 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 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广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 戮。”(原载上海《民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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