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威风凛凛的唬人，其实真正战斗力不足五。
我为什么知道?因为除了他的金色外壳，我可感受不到一丝的能量波动。
“你是谁?”我对着金甲战神问道。
“吾乃天神巨灵神是也，大胆妖孽还不速速退下!”巨灵神威风凛凛的大喝道。
“巨灵神?不过是一道符纸吧?”我嘲讽道。
这玩意说白了有点和我们民间贴的门神相似，不说一点用都没有，但是也没多大用处，最多吓吓小妖小鬼，对于我这样有点修为的半妖都没什么用处。
“大胆!”巨灵神怒目而视，举起手中的武器，作势要攻。
我无视巨灵神的威胁，径直的走到了那具骸骨之前。一蒲团，一骸骨，一本书。
“哇呀呀呀呀呀呀!”巨灵神起的哇哇大叫，挥着武器就找我打来。
我头也不回的一团妖火直接解决了这个符纸，随后拿起这本书端详着。
《楞严》。
这是这本书的名字，我微微一愣，想起了一位大师，这本书正是他所著。
圆瑛，法号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福建古田县人。幼读诗书，聪颖过人。18岁在福州涌泉寺出家，从妙莲法师受具足戒。先后从当时禅宗名师冶开、寄禅修习禅定，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法师听经研教，广猎大小乘诸经论，对《楞严经》造诣尤深。
这是圆瑛大师的坐化之地吗?
说起这位圆瑛大师，实在不得不让人敬佩。在佛学思想上，圆瑛法师以《楞严经》为核心，沟通天台、贤首、禅宗、净土四宗，博大精深，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破除门户之见，消灭宗派争端。
圆瑛法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一三”沪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这期间，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法师两次偕徒明旸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秋，圆瑛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经20多次审讯和恫吓，法师都镇静自若，闭目打坐，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出狱后，圆瑛锳法师仍住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事著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国佛学院的演讲中，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国爱教”二副重担，不能闭门读书，要对国家存亡负起责任。
1949年，圆瑛法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劝他飞往南洋，在那里为他重建比上海圆明讲堂大十倍的讲堂，圆瑛法师回答说：“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由于圆瑛法师在国内外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侵略者先是对他进行拉拢，要他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企图以此控制中国佛教界，进而控制中国民众，遭到圆瑛法师的严辞拒绝。
软的不行，日本侵略者就露出狰狞面目，1939年农历九月初一，时逢上海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纪念之时，正当圆锳法师在殿堂上供礼佛，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圆明讲堂，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等人，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怀念部进行刑讯，企图威逼圆瑛法师承认并声明抗日有罪。圆瑛法师大义懔然面对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声念佛。
随后，日寇又将他押往南京的日本宪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谓佛学专家进行刑讯。这些专家被圆瑛法师高深的佛理驳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的日寇恼羞成怒，对圆瑛法师进行百般肉体折磨，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几度使其昏厥不省人事，企图迫其就范。但圆瑛法师心系民众，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减免众生的痛苦。最后，日寇无计可施，又因圆瑛法师名播中外，众望所归，在日本也有很高的声誉，最后，只好将他释放。脱离虎口的圆瑛法师，仍然不改初衷，为抗敌救灾而奔走呼号。
关于圆瑛法师的其他一些事迹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可以发现，圆瑛法师这个人，不仅佛学高深，有大慈悲的济世救人的心态;更是一位精忠报国之人。
这样一位道德上已经达到至高点的大师，怎能不让人敬重?
圆瑛大师可和现在那些酒肉和尚不一样，他是一位真正的高僧。
难道说，张凯煞费苦心就是为了打扰这位高僧的长眠么?
没理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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