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走进自己拥挤杂乱的办公室时，这个问题仍在困扰着他。壁炉架上的船用钟显示着下午3点35分。在大多数单位还没有下班之前，还有充裕的时间打电话。他坐到办公桌后一张漂亮的皮制旋转椅上，拨通了纽约市查号台的电话。还没等他问完问题，接线生就报出了出版本德尔那本书的出版社电话号码。珀尔马特倒了一小杯拿破仑白兰地，等着电话接通。他想，也许又是白费力气。本德尔现在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编辑也一样。
“我是福克纳与玛西出版社。”一个操着浓重纽约市口音的女人回答。
“我可以和尼古拉斯·本德尔的编辑通话吗?”
“尼古拉斯·本德尔?”
“他是你们的一位作者。”
“很抱歉，先生，我不知道这个名字;”
“很久以前，本德尔先生写过几本历险记。也许哪位在你们编辑部中工作许多年的老编辑能记得起他来?”
“我把你的电话转给亚当斯先生，他是这儿的资深编辑，他在我们出版社工作的时间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要长。”
“谢谢你。”
等了不到30秒钟之后，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弗兰克·亚当斯。”
“亚当斯先生，我是圣朱利安·珀尔马特。”
“很荣幸接到你的电话，珀尔马特先生。我听说过你，我想你现在应该在华盛顿吧。”
“对，我住在首都。”
“如果你决定出版一部海运史，可不要忘了我们。”
“我还没写完这本书呢，”珀尔马特大笑起来，“等我的一部完整手稿出来时我俩恐怕都老了。”
“我今年74岁，已经老了。”亚当斯语气和蔼地说。
“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是，”珀尔马特说，“你能记起一个名叫尼古拉斯·本德尔的人吗?”
“我当然记得。他年轻时是一个很走运的士兵。我们出版过几本他描述他自己徒步旅行的书。那时，中产阶级还尚未发现徒步环球旅行的乐趣呢。”
“我现在想查一查在《追踪黄金国》一书中所作的一项注释的来源。”
“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是在奶年代初期出版那本书的。”
“准确地说，是1939年。”
“我该怎么帮你忙呢?”
“我想，本德尔也许把他的笔记和手稿捐给某所大学的档案馆了。我想研究一下这些东西。”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处理他那些资料的，”亚当斯说，“我得问问他。”
“他还活着吗?”珀尔马特问。
“噢，我的天，当然活着。两个多月前，我还和他共进过晚餐呢。”
“他应该有90多岁了吧?”
“尼古拉斯今年84岁。我想他写《追踪黄金国》时刚刚25岁。那是我们为他出版的26本书中的第二本。最后一本是在1978年出版的，写的是育空河畔的徒步旅行。”
“本德尔先生头脑还清楚吗?”
“当然清楚。虽然尼古拉斯的健康欠佳，但头脑却像冰锥一样地敏锐。”
“你可以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吗?”
“我怀疑他是否愿意接听陌生人的电话。自从他妻子过世之后，尼古拉斯就变得有点像个隐士。他目前住在佛蒙特州的一个小农场上，心境凄凉地等待死神的降临。”
“我不是有意显得冷酷无情的，”珀尔马特说，“但我有非常紧急的事要和他谈。”
“你是海洋知识方面的权威，又是位著名的美食家，我确信他会乐意和你谈话的。但为了保险起见，先让我为你探探路。如果他愿意和你通话，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珀尔马特把自己只用于与亲密朋友通话的号码告诉了亚当斯。“谢谢你，亚当斯先生。如果我真的写出一部有关海上遇难船只的书稿的话，你将是第一位读到它的编辑。”
他挂了电话，步屉轻松地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熟练地剖开十来个牡蛎，往壳里倒了点酱油和醋，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把它们吞了下去。他估计的时间很准。他刚把牡蛎壳打扫干净，并把空酒瓶扔进垃圾箱中，电话铃就响了。
“我是朱利安·珀尔马特。”
“你好，”一个极为低沉的声音回答道，“我是尼古拉斯·本德尔。弗兰克·亚当斯说你要和我通话。”
“是的，先生，谢谢你。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给我回电。”
“我一向很乐意与读过我书的人谈话，”本德尔兴奋地说，“像你这样的读者已所剩无几了。”
“我感兴趣的书是《追踪黄金国》。”
“噢，是吗，在那次艰难的长途跋涉中，我差不多有10次险些丧命。”
“你在注释里提到了一支葡萄牙远征考察队在亚马逊河沿岸发现了一位和土著人生活在一起的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的船员。”
“是托马斯·卡蒂尔，”本德尔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记得我把这件事写进了书里，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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