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渡船前，来了一位个子不高、圆脸、剃光头的将军，他是方面军副司令员戈利科夫。他刚从河对岸回来，他说：‘从外面看，那边好象一切都在燃烧，简直无立足之地。然而，在那里却驻扎着并出色地战斗着整团、整师的人马。他们极需要援助，他们期待着你们……’
然后，给我们分发了报纸，给每人发了一本铅印的手册《城市战斗须知》。
渡船就要靠岸了。我们等待着口令，而心里却充满了忧虑，因为人总是愿意活着的……我们看见，没等下令就第一个登上渡船的，是一个满脸胡须、又瘦又小的大尉，他袖子上缀着一颗小星，这表明他是教导员。后来我得知，他是营党委书记瑟罗米特尼科夫，一位大概是1918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后面跟着一队战士，这是些什么样的战士，说来都可笑！例如，我们这时的斯捷潘·奇卡里科夫，他是一个有毛病的人，党为胆子小而发愁。有一天，我们开始下火车，不知为什么高射炮兵开了火。这个可怜的人，一听炮声就飞快地向田野跑去，好不容易才追上他，让他清醒过来。总之，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瑟罗米亚特尼科夫挑选的就是这样一些人，没等下令就带他们第一批登上渡船。您瞧，连奇卡里科夫也没有流露出胆怯来！
上船进行得很迅速，我们启程了。船上人很多，大约有500人。我们共产党员都被安排在栏杆旁，以防止慌乱。
我们航行着……河水被火光映红。这时，仿佛故意为难似的，月亮从云缝中露出脸来，然后，头顶上突然亮起耀眼的亮光，亮得都能看报。左右两边响起爆炸声。一颗水雷在船舷边爆炸。我想，唉！完了，现在都得沉底了！这儿水最深，正是伏尔加河的中心，而他，那个大胡子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却爬到弹药箱上，当着大伙儿的面坐在那儿，与邮递员逐一挑看着信件。他挑看着，邮递员一会儿指指这个，一会儿指指那个。有人呻吟起来，立刻又停了下来，因为瑟罗米亚特尼科夫朝那儿看了一眼，仿佛：同志，别急，可能也有你的信啊！
当我们驶到一个死角时，周围一片漆黑（有人用步枪把灯打灭了），大伙听到一个声音：
‘同志们，如果有什么意外，我和邮递员就在发光的前甲板附近，那儿就是营部……’
你可能会说，这位同志很有计谋。当然了，信件对战士来说，几乎等于同亲人会面，人人都急着要见到信。在这样的形势下，平稳地坐在最危险的地方——弹药上，还做着这样的事情，这是需要胆量和机智的。一句话，共产党员——勇敢的人……”
有关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勇敢、坚定、机智、沉着的例子，有关他们善于在紧急关头成为战士们注意的中心的例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的模范作用也是由此而形成的。
模范作用……我想，集团军政治部做得非常正确，它要求各部队都要开会讨论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的品行问题。军事委员古罗夫和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签署的信中叙述了政治部的这项要求。信中谈的是城市巷战。信里写道：“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为周围的人做出表率。坚定不移应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的行为准则。如果那个党员表现出惊慌失措或胆小怕死，党组织对这样的党员一定要按党的纪律严肃处理，直到开除出党。”
这封信不仅各连、营党组织，而且各级司令部包括集团军司令部，也进行了讨论。每位首长似乎都感到了普通党员对自己品行的经常性的监督。根据党章，每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执行党的会议做出的规定。党的纪律就是这样——会议的决定每个人都得执行，违反了党内纪律就要受同样的处分，而不管你级别的高低。我作为集团军司令员，是坚决拥护对共产党员的这一要求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市中心进行巷战初期最困难的日子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能够迅速地制止那种怀疑城市防御是否合适的悲观情绪的蔓延。军事委员会依靠党组织，采取措施同贪生怕死和惊惶失措的现象作斗争。据我所知，第62集团军的每一个军人，不论他是普通战士还是指挥员，对战场上的逃兵都是义愤填膺的。真正的军人是不会容忍那些躲在别人后面、或为图保命而出卖别人的懦夫的。绝大多数的城市保卫者都怀有这种激情。尽管局势异常严重，敌人在人力、装备上都占优势，然而没有发生一宗张惶失措的事件。这都要归功于第62集团军的党组织。
应该考虑到，在巷战中，整整几个星期、整整几个月处于日夜不停的爆炸声中，政治工作者是无法召开大规模的红军战士大会，来宣讲党的重要决议和首长的命令，没有地方、也没有时间来发表热情激昂的长篇大论。宣传鼓动员经常在地下室或楼梯口下，在同战士们的简短谈话中，宣讲战斗任务。而更经常的是，直接在战斗中以实际行动来说明，应该怎样掌握武器，怎样完成指挥员的命令。坦白地说，这种实际行动起到的作用，远比长篇大论要大得多。因此，第62集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面临的一项任务，就是精通巷战战术，熟练掌握各种武器，首先是自动枪和手榴弹。大多数政工人员都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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