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希姆莱曾通过无线电台指定了同我们的盟国进行单独谈判的地点，你们不是知道这件事吗？”
克莱勃斯说：“这是他个人出于其它考虑所采取的局部措施。”他沉默了一下，接着补充说：“如果一旦彻底投降，我们就无法选举自己的政府了。”
此时，一个德国翻译人员插话说：“柏林决定着德国的命运。”
克莱勃斯立即打断他的话说：
“我讲俄语不比你讲的差，”然后，对着我用俄语很快地说：“我担心会建立别的政府，这个政府会反对希特勒的决定。我只是听了斯德哥尔摩的广播，但我觉得，希姆莱同你们盟军谈判一事做得过火了。”
克莱勃斯一语道破了天机。其实，第三帝国的领导集团早已知道希姆莱的谈判情况，并深信我们的盟国会被希姆莱的建议所诱惑，而苏联政府将会采纳戈培尔和鲍尔曼的建议。据我们所知，戈林曾带着同样的使命去找过美国人，具体说是去见艾森豪威尔。但他的企图也以失败而告终。
稍稍停顿一下后，克莱勃斯又重提建立德国新政府的必要性，说新政府的任务是同强大的战胜国、即同苏联缔结和平条约。
我又一次提醒克莱勃斯，美国和英国政府的行动是与我国政府一致的，我认为希姆莱的行为是一次不成功的外交讹诈。至于新政府，我们认为，对于德国人民、对于我们及我们的盟国来说，最有威信的德国政府，将是同意彻底投降的政府。
“你们所谓的‘新’政府，”我说：“不同意全面投降，是因为它要履行希特勒的遗嘱，决意继续进行战争。你们的‘新’政府、或者是‘新内阁’，正如希特勒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所讲的那样，要在将来完成他的意愿。而他的意愿是遗嘱中的这段话：‘为使德国有一个由诚实的、将以一切手段续进行战争的人组成的政府……’”，我把这几行字指给克莱勃斯看，我说：“难道从希特勒死前的这些话中，还不足以看出，你们所谓的‘新’政府拒绝全面投降，而想继续进行战争吗？”
时间过得越来越慢，但不得不坐在这儿等待莫斯科的决定。于是我们把话题转入私人交谈。
我问：“古德里安将军现在在哪里？1939年我在布列斯特见过他，那个时候他指挥着一个坦克师。”
“他在3月15日之前任德国陆军参谋长，后来他病了，现在在休养。那个时候我是他的副手。”
“他的病是外交手法、政治手段或是军事机巧吧！”
“对自己过去的上司，我不能讲坏话，但此类事情是有的。”
“您一直都在总参谋部工作吗？”
“我曾任军训部部长。我也到过莫斯科，1941年5月以前，我一直在那任代理武官。后来我被任命为东线的一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
“这么说，您是在莫斯科学会俄语的，希特勒是在您的帮助下获取了有关苏联武装力量的情报，是吗？”“斯大林格勒交战时您在什么地方？您对这次交战是怎样看的？”
“那时我在中部战线，在勒热夫市附近。那个斯大林格勒，太可怕了！我们的一切不幸，都是从那里开始的……您在斯大林格勒任军长，对吗？”
“不，我当时是集团军司令。”
“我看了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报和曼施泰因将军给希特勒的报告。”
长时间的沉默。
为了打破沉默，我又问：
“希特勒为什么要自杀呢？”
“战争的失败，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德国人民对未来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元首明白，人民遭受他多么巨大的牺牲，为了不活着承担这种责任，所以他决定一死了之。”
“他明白得太晚了，”我指出：“如果5—6年前他就明白这一点，那么，对于人民来说，该是多大的幸福啊！”
我拿起希特勒的遗嘱高声地读道：
“虽然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的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
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去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为人民服务而给我们俩人带来的损失。”
我转身对克莱勃斯说道：
“爱娃·勃劳恩好象不是阿利安人血统，希特勒这样做，不是背弃了自己的原则吗？”
克来勃斯皱了皱眉头，什么也没回答。
我不得不补充说道：
“真可惜！可能的话，能从这个房间给我和戈培尔架条电话线就好了。”我换了一个话题。
“那我会很高兴的。”克莱勃斯精神为之一振地说道：“那时候，您就可以和戈培尔博士讲话了。我准备派我的副官和您的电话兵一起去，这样将会有所帮助的。”
朱可夫元帅来电话了。我向他报告，克莱勃斯从3月15日起任总参谋长了。我通过电话向他读了关于戈培尔任命克莱勃斯前来谈判的文件。
我们谈妥，让陪同克莱勃斯前来的上校和德国翻译回去，以便架设一条直通帝国办公厅的电话线。我们的两个通信人员（1名是军官，1名是列兵），他们是集团军参谋长挑选出来的，同他们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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