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截获了来自德军一个司令部用俄语发出的无线电呼叫：
“喂！喂！我是德军坦克第56军，我们请求停火。柏林时间0时50分我们将派军使到波茨坦桥。识别标志是一面白旗。听候回答。
德军报务员把这一通告重复了5遍。
我师电台回答：
“明白，明白。我们立刻把我们的请求转报上级首长。”
德军报务员立即回答：
“俄军电台，听到你们的话了。请你们向上级首长报告。”
我立刻下令：停火只限于与军使会见的地段；转告德军坦克第56军司令部，在指定时间和指定地点，军使的通行和会面将得到保证。我派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马图索夫中校和翻译卡利别尔格大尉前去参加会面。我指示：除了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外，不进行任何谈判，要他们立刻放下武器。
有人送来了一份公文。上面有印鉴：“瑞典王国使团”
（瑞典文）接下去是用俄文写的：
“司令员将军：
谨提请您注意，瑞典王国使团的所在地地址是：罗赫大街1号、3号、25号和蒂尔花园区大街36号；瑞典教堂的地址是：柏林、威廉迈尔多夫、郎豪斯大街27号。
谨请苏联军事当局提供可能使瑞典使团继续执行其保护瑞典公民和瑞典财产的使命。
如能同主管部门的红军代表会谈，本人将不胜感激。
期待着您的美好回音。众所周知，瑞典王国使团迄今为止是苏联在德国权利的保护者。
代办 胡戈·埃里法斯特
1945年5月1日于柏林”
我派了一名参谋前往瑞典使团，对他们表示：我集团军指挥部对代办的来信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并保证全力协助使团执行其公务。
战斗仍继续进行，但间歇的次数和时间都显著地增加。B·C·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去隔壁房里休息。我也累得站不住了。
电话铃又响了。近卫步兵第47师报告：受命前往波茨坦桥的我司令部的几名军官在那里见到了德军军使（一个上校和两个少校）。德军坦克第56军参谋长冯·杜弗文格上校说，他们受军长、炮兵少将魏德林的全权委托，向苏军统帅部宣布魏德林将军已作出的关于坦克第56军各部队停止抵抗和缴械投降的决定。同时，冯·杜弗文格上校出示了下列一份文件。内容是：
“总参谋部上校冯·杜弗文格系坦克第56军参谋长，他受我和我指挥的部队之托，转达我们的说明。
坦克第56军军长炮兵少将 魏德林
1945年5月1日指挥所”
近卫步兵第47师代理师长谢姆钦科上校问冯·杜弗文格上校：“坦克军指挥部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部队放下武器、并有组织地把各部队的全体人员和装备转交给苏军司令部？”
冯·杜弗文格回答说，需要3到4个小时。他们打算在夜间进行，因为戈培尔曾下令向一切企图倒向俄国人方面的人开枪。
我命令：
“让冯·杜弗文格上校返回魏德林将军处，并带去一份声明，告诉他投降已被接受。其余两名少校留下来。”
在等候结果时，我打起盹来。5时50分我被叫醒，告诉我说，戈培尔的一个代表团来了。我从沙发跳起来，急忙用冷水洗了个脸。
代表有三个人，穿着便服，有一个戴钢盔，拿着白旗的士兵随同。我吩咐要那个士兵出去。来人中有一位是宣传部的政府顾问海纳斯多夫。
我问：
“你们想要做什么，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海纳斯多夫将一封玫瑰色封皮的信交给我。我开始读信。维什涅夫斯基、波扎尔斯基、魏因鲁布、特卡钦科也从我身后边看着信。
“正如克莱勃斯将军告知您的那样，原帝国总理希特勒已升天国。戈培尔博士也已不在人间。我，作为幸存者之一，请求您将柏林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我的名字尽人皆知，宣传部长弗里契博士。”
我边读，也为最近几天甚至最近几个小时以来的事态发展到吃惊：戈培尔在希特勒死后不久也死了，谁会步戈培尔之后尘呢？不管是谁吧，这已是战争的尾声了。我问：
“戈培尔博士是什么时候自杀的？”
“晚上。”
“尸首呢？”
“烧掉了，是他的私人副官和司机烧的。”
真有意思……希特勒也是烧掉的。第三帝国的头目们选择了火作为清洗他们在世上所犯罪恶的一种手段……
“昨天受戈培尔全权委托同我们谈判的那位总参谋长克莱勃斯现在何处？”
“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新的参谋长——艾因斯多夫将军。”
（后来得知克莱勃斯也自杀了。）
“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的条件：我们只能同你们谈无条件投降的问题？”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为此而来，并提供帮助的。”
“你们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什么帮助呢？”
“弗里契博士请求让他通过电台向德国人民和军队发表演讲，以便停止不必要的流血，并接受无条件投降。”
“军队会执行弗里契的命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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