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晚上回到家。父亲坐在桌子旁，满脸阴云，忧虑重重：拿什么来喂饱从长凳这头到那头的一张张饥饿的嘴呢？离秋播作物的第一次收获还早着呢。
在这个星期里，我的两个哥哥彼得和安德烈也回到家里。他们都已经结婚。妻子和孩子在父亲家里生活。经过贫农委员会的共同努力，好不容易搞到了几口袋留种用的谷粒。粮食有了，除此而外，还在已逃到国外的舍列梅捷夫伯爵的庄园里，弄到了牲畜饲料。
不久，伊里亚回自己的支队去了，支队司令部设在莫斯科帕韦列茨车站。他让我在家待命。
春天来了。
村子里传起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说是国内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反革命判乱，资本主义国家勾结在一起发动了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看看报纸或其他什么宣传品，才知道协约国用经济封锁和直接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等办法来威胁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妄图扼杀革命，扑灭人民的革命热情。
有一次，我在牧场遇见了童年时代的朋友，与我同岁的格奥尔吉·明金、阿列克谢·古巴廖夫和瓦西里·雷金。他们全都穿着缀有白色钮扣的黑色单排扣短大衣。他们刚从市立学校毕业，这种学校相当于今天的七年制中学。他们也被许许多多的流言蜚语搞得惊恐不安。他们怀疑巴黎公社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如果我们不是躲在家里的火炉旁等待观望的话，那么，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在受教育方面，我在他们中间是个才疏学浅的人，因为我只读了四年书。但是，在彼得堡五年的工人生活经历，却使我可以用平等的身份与他们交谈。
“那我们做些什么？”他们说。
“为工人的事业准备斗争。”
“怎么，斗争？”
“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要考虑的。你用拳头是打不倒协约国的。”
第二个礼拜日，有人对我们说，在莫斯科有个军事训练班。它从可靠的工人和农民中录取愿意当红军指挥员的人。这个消息使我们振奋起来。我们准备先去一个人了解一下情况。格奥尔吉·明金到莫斯科调查去了，我们焦急地按天、按小时计算着时间，经常去车站迎候我们的“侦察员”。终于我们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成为第一期红军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学员了。他说，录取条件很简单，最要紧的是，需要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以证明来人政治上可靠。
不久，我们三个伙伴带着几只木头箱子，从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来到了列福尔托沃。训练班就设在这里的一座建筑物里，这座建筑的前身曾是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军事学校。当我们闯入前厅时，立即被哨兵拦住了。他是一个学员。他询问我们来此的目的以及我们的身份，并立即报告给训练班的政委。不多会儿，政委来到我们面前。
“是来服役的，还是来学习？”
我身上穿的是水兵短大衣和宽脚的裤子，很远就看得出是水兵。我首先回答：
“即学习，也服役！”
政委看了我们的证明信后，让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显然，明金已得知我们的到来，他站在政委的办公室旁，直向我们使眼色，这使我们增强了勇气。
进了办公室，政委看了我一眼，问道：
“除了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你们还能用什么来证明，你们是真心实意来干革命的？”
“用行动”。我回答，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我没有其他证明，但如果您给帕韦列茨车站的契卡①支队的首长去个电话，您就会了解到，他的支队里有个水兵崔可夫·伊里亚是我的亲兄弟。”
①肃反委员会——译注。
我不知道政委是否给车站打过电话。但是，在第二天宣读的命令里，把我——崔可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和雷金·瓦西里·库兹米奇编入步兵第2班，把古巴廖夫·阿列克谢·阿列克谢维奇编入炮兵排。
就这样，我成了红军第一期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学员。
“这就是彼得堡，革命的彼得堡，你应当锻炼好自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伊里亚看见我穿着新的军装时对我说，“你应该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指挥员。”
是啊，现在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我仍然怀着无比真挚的感情回忆起革命的彼得格勒，回忆起当时的同志们以及他们的战斗精神。涅瓦河边的这个城市成为我个人生活道路上的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将永远怀着极为崇敬的感情思念着它。
我是在中国重庆听到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侵犯我国领土的消息的。那时，中国军队的总司令蒋介石在重庆，而当时我是中国当局的军事总顾问和苏联武官。
当时去中国时，战争的火焰已经燃遍了整个西欧，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先后沦陷。预料法西斯德国将入侵不列颠群岛。英勇的英国飞行员多次击退了法西斯空军对和平城市的密集轰炸。但是，伦敦在燃烧着，考文垂市被炸成一片废墟。
战后，当纳粹档案对社会公开以后，我们才知道，早在1940年秋天，希特勒就已经放弃了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这在战略决心和战术决心中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对于这一点，我们军人在德军最高司令部刚一将其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推迟到1941年春天的时候，就已经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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