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有一次，在我们向大皮济河进军的路上，他来到我跟前，异乎寻常地在沉思，久久地心不在焉地看着我。我忍不住问道：
“你找我有什么事，帕维尔？”
他终于开口了，讲了自己的忧虑。事情是这样的；革命前，他随全家从彼得格勒迁到距现在的部队驻地仅30公里的坎巴尔卡的工厂。那年3月份，红军撤走时，他的家就留在那里了。杰尼索夫一直忧虑着家庭的命运，一直为18岁的儿子担心，但未经允许不能离开团队。去师政治部找还不熟悉的首长提这种个人的私事，他又难以启齿。于是，他征求我的意见：
“怎样处理好呢？”
党性不允许他擅自决定这种事情，尽管他比我大许多。我当即建议他带上3—5个骑兵侦察员，立刻出发去坎巴尔卡。
政委高兴起来，说：
“我只需带一个传令兵就够了……”
送走政委后，我着手做自己的事情。团队继续追击敌人。一切都正常地进行，但我不知为什么总是想着政委，担心着他的家庭的命运。
他终于回来了。他那副样子很可怕。面部消瘦，眼睛深陷，黝黑的面孔变成土黑色。我一下猜到，他的家庭发生了不可挽救的事情。但到底是什么事呢、不，不能去问，不能去触及他那受伤的心。
终于，他自己说出了一切：
“儿子瓦西里……才18岁，在与白匪军作战时牺牲了……”
事情就这么普通，可他的话，字字句句都在我胸中引起剧痛，我为战友的不幸而悲痛。我无法用语言安慰他，只感到在眼睛里，在眼皮底下，有类似砂子的什么东西刺痛着我。
但最后还是帕维尔·杰尼索夫——我们的政委抑制住悲痛，并帮我恢复常态。
“你说说吧，你在想什么？”——他这样问我，倒好像不是他、而是我遭受了不幸。
“弹药不够……”
“你应该马上去师部，”他向我建议：“把我们团下一步的任务搞清楚……”
不用说，到了师部，我必须先向师长作自我介绍。因为我的外貌远不象个指挥员。事情是这样的：随着热天到来，我的手上，尤其是双脚长满神经性湿疹，痒得我无法忍受。所以，我经常好几个星期不穿靴子，散着裤腿，穿着凉鞋。客气点说，这种不平常的装束，会引起师长困惑不解：这个全师最年青的红军团长，怎么打扮得象个从集市上来的小伙子呢？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了……
我想起了杰尼索夫的建议，先不要去找师长，而是去找政委。我向政治部走去。首先碰到的障碍是哨兵不让我进楼。
当我向他说明，站在他面前的是第43团团长时，他回答：
“这个你随便对别的什么人去说，而不要对我说。”说完就扭过脸去，表示谈话已经结束。
这时，从楼里走出一个穿军装的人。看他那整洁的外表，端正的姿态，我就猜到他是某位首长。我向他打听：
“同志，请告诉我，师政委加比舍夫在什么地方？”
“我就是师政委加比舍夫。”他回答，并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下。
我向他出示了党证，并报告说，我是步兵第43团团长。
加比舍夫笑了，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走，到我那里去！”
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房间。这是一个兼做卧室的办公室。加比舍夫急急忙忙地责备起我来：
“你这是怎么回事，亲爱的，你怎么这副样子就到我们这儿来？活象只剥光的兔子。”
我除了口头解释外，还交验了物证：脱下凉鞋，并给他看身上的绷带……。
谈话近一个钟头。师政委询问了我团的战斗力、党组织的情况以及武器、弹药、被装和粮食的保障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一点也不隐瞒，一点也不夸张。
谈完话后，政委建议我同他一起去见师长。
“我就对他说，我是偶然在街上遇见你，问清楚你是谁之后，才决定来的。”
这种同志式的支持使我振作起来。
我们走进师司令部所在地，加比舍夫有保留地把我介绍给师长。
“他很不幸，”他说：“他有病，甚至不能穿军装，因此他很难为情。”
师长卡尔波夫原来是沙皇军队的基干军官。开始时，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听完政委的解释之后，他的表情和悦了，并让我坐下。
卡尔波夫年仅40—45岁。听完我的报告，他没有提任何问题。好象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直到我问我们团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时，他才非常含糊地回答：
“一切都取决于形势。”
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和从哪里给我团搞到供应。他认为我提问题没找准对象，让我去问师供给主任。我从师长这里得到唯一的消息是：
“斯特罗加诺夫的第3旅的司令部刚刚到达亚纳乌尔车站。你的第43团将编入这个旅……”
就这样，我结束了对步兵第5师师长的拜访。我缓慢地向政治部走去。加比舍夫赶上我。拍了一下我的后背，用信任的语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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