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援引一些数字来加以说明。
7月，向斯大林格勒方向实施进攻的“B”集团军群拥有38个师。
到10月底，该集团军群编成中已达81个师。
从向高加索方向进攻的“A”集团军群中，抽调了许多部队来加强“B”集团军群。“A”集团军群在开始实施进攻时，编成内有60个师。到10月份，希特勒只在该集团军群中留下了29个师。
还从中部战线、沃罗涅日、法国、德国调遣许多独立部队到斯大林格勒。
德国将军汉斯·德尔试图为希特勒的这些行动做解释。
他写到：
“最高统帅部的训令说：统帅部（希特勒）想肃清斯大林格勒其它地域的敌人，然后，‘结束斯大林格勒的争夺战。’
现在，这场战斗不仅仅具有战术战役性质，交战双方的宣传机构都赋予它战略意义。只要俄国人还在伏尔加河以西作战，斯大林就可以声称，斯大林格勒正在进行着英勇顽强的防御。只要希特勒的部队还没夺取斯大林格勒的最后这一块土地，希特勒就不会罢休。政治、威信、宣传和感情使统帅不能作出清醒、冷静的判断。”
当然，汉斯·德尔这样解释11月的事件，不是没有道理的。
显然，到了11月份，德国继续攻打斯大林格勒，已经并非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而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独裁对威望的得失一向是很敏感的。当然，德国的将军们，仍象从前一样，低估了苏联人民和红军的力量。
在11月的头几天里，我们的任务是全力扰乱敌人，使之不得安宁，如果德军统帅部突然决定从斯大林格勒撤军，就紧紧地咬住他们，不让他们逃掉。
我们把一切——经验、才干、胆略都用上了。我们的强击队搅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他们夺回一座座楼房和整片整片的地区，迫使敌人分散力量，把预备队也投入战斗。德国人盘踞在楼房里，如同坐在火药桶上，随时都可能遭到攻击，都可能被炸、蹦到天上去。
与此同时，我们在做反击敌人新的进攻的准备。我们的侦察员报告，敌人已开始在巴里卡德镇和红十月镇地域集结。已经到来的寒冷仿佛把希特勒匪帮硬往城里逼，而我们的部队还在那里作战，敌人想尽快地解决我们，然后安心地钻进温暖的地下室。11月4日，我在日记中写到：
“近几天……敌人将继续实施残酷的进攻。他们将投入大约2个步兵师的生力军，然而，很明显，敌人是在作最后的挣扎。”
在以小股的强击队作战的同时，集团军已组织了一定数量的预备队。在伏尔加河左岸，我们拥有戈里什内师的2个步兵团，加上他的师部（他们在那儿得到了补充）和步兵第92旅，该旅得到从远东开拔来的海军官兵的加强。
在这些部队陆续渡河到城里来的时候，我们已决定重新部署兵力；把戈里什内的2个团放在柳德尼科夫师和索科洛夫师之间，即“街垒”工厂以南进行防御，这点我们只做到了一半，因为渡河过来的只有1个团；把若卢杰夫师的所有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都编入第118团，该团留在已占领的阵地上，作战上隶属柳德尼科夫；把古尔季耶夫步兵师的所有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都补充给柳德尼科夫；把若卢杰夫师和古尔季耶夫师的司令部和几个团部转移到左岸；左岸的炮兵直接肃属于集团军炮兵司令员；从而加强集军炮兵群，以代替已开拔到南边去的方面军炮兵。解散集团司令部警卫营（原集团军预备教导团），全部人员和装备补充给古尔耶夫步兵师；把斯梅霍特沃罗夫步兵师转入第二梯队，任务是防守剩下的唯一的渡口。
每个师的共同任务是：以局部的作战扩大防御基地，每天至少要把前沿阵地向前（向西）推进80—100米，以便在11月6日日终前将“街垒”和“红十月”工厂，地区的敌人全部肃清。每次推进，不管多么微小，都要立即组织牢固可靠的固守。
在据此而颁布的专门命令中，还提到两个坦克连。我们能有这两个连的坦克，全靠斯大林格勒修理工人的忘我劳动。他们冒敌航空兵扫射和空袭的危险，将击毁的坦克修理好。
节日前夕，敌航空兵明显地活跃起来。侦察机整天在我们的战斗队形上空飞来飞去，寻找到重要的目标——指挥所、步兵分队集结处后，立即召唤以40—50架为一群的轰炸机，对我军进行猛烈的突击。
步兵第149旅旅长博尔维诺夫上校在激战中受了致命伤，这是一个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富有主动精神的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牺牲后被安葬在克拉斯纳亚斯洛博达地域。他的名字永远铭记在第62集团军全体军人的心中。他具有战士的情怀，象战士一样生活在战壕里，又象英雄一样壮烈地牺牲。11月5日，以团长乌斯季诺夫为首的第895团司令部，被敌人的一颗炸弹直接命中，全体阵亡。
我们加强了强击队的夜间行动。巴秋克上校师的西伯利亚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待天黑之后勇敢地向前推进，夺取一个个掩蔽壕、发射点，消灭里面的敌守兵。就这样，他们一步步地扩大地盘，解放一片片土地。
可能会有人问：罗季姆采夫的近卫第13师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我闭口不提他们？要知道，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报刊在报导伏尔加河畔的战斗进程时，描述罗季姆采夫师的情况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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