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述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作战指挥理论在我军作战指挥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军队未来可能担负的作战任务与以往有很大区别，要求作战指挥理论必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不同条件下的作战，有不同的作战规律和作战指挥规律，在指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有着不同特点。在未来战争中，从总体上讲军队可能遂行的作战任务，具有攻势行动为主、海上行动力主、联合行动为主、自我保障为主的特点。
作战的基本背景条件，就军队数量而言我多敌少，就技术装备而言我劣敌优，就地理条件而言我好敌差，就民心士气而言我强敌弱。这就决定了未来作战，既反映作战和作战指挥的一般规律，又有其特殊的规律，比如，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人民战争与以往的人民战争，脱离大陆的机动战与“依托阵地或不远离阵地的运动战”，以海空为主要战场的作战与以陆地为主要战场的作战，诸军种的联合作战与战区或者战役集团之间的联合作战，主要依靠战役军团自身保障与主要依靠人民群众保障完成作战任务，等等，在许多方面都是有区别的。
新的作战特点，必然引起指挥领域里一系列问题发生重大变化。要适应未来作战任务的这些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指挥理论研究必须有针对性地、具体地回答和解决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总体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从指挥上确保优势和主动。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优势技术装备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指挥上再逊敌一筹，那么，“以劣胜优”就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就联合战役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从指挥上确保“联得起来”，它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指挥手段建设和运用等技术性问题，更主要的是指挥系统的编成和组织，指挥机制的建立，特别是联合战役军团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和编成内的军兵种战役军团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的责任、权力，以及军兵种战役军团原隶属的战区、军种部的义务，诸军种的协同原则和组织协同动作的规程，等等。目前，我们虽然在指挥机构编组的大结构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各指挥所中各个要素的编成、编组及其相互关系，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如，统一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对地支援人力和防空人力，是对现代战役的基本要求。但是，火力协调机构如何组织，它担负有哪些责任、权力和义务，作业规程是什么，等等，一直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目前，军委已经在有关法规中明确了指挥机构中专门设立通信中心、情报中心、电子对抗中心，以从指挥的组织体制上确保有限的、低水平的装备器材形成整体合力，然而，这三个“中心”的具体组织结构及其责任、权力、义务等有关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另外，人民战争仍然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拥有高技术优势之敌所最惧怕的；游击战曾经是我们的“拿手戏”。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如何编组群众武装，如何运用传统游击战、现代特种战的战法，也都是作战指挥理论亟待研究的课题。
以美军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队将“信息战”作为未来战争中一种重要的作战样式，它的核心是“指挥与控制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指挥战”理论。“信息战”，是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队大力推崇的一种作战样式。所谓“信息战”，有社会、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之分。军事领域里的“信息战”，是一种以打击对方指挥系统和保护己方指挥系统为目标，以攻击对方指挥人员决策过程和保证己方正确决策为重点，集作战保密、军事欺骗、心理战、电子战和直接摧毁为一体的作战样式，其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摧毁对方的指挥系统、摧垮对方的作战意志特别是指挥人员的作战意志。指挥领域里的较量古已有之。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围绕着争夺指挥领域里优势和主动的科学技术研究、武器装备发展、作战理论和组织体制改革愈演愈烈。“信息战”理论的提出，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产物，也是战争实践中的一种“省悟”，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历来是军事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在以火器为主的战场上，战争多是面积破坏，战火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瓦砾遍地，一切人类文明荡然无存，民众的哀怨之声便通过战争手段取得的辉煌胜利黯然失色，有时甚至使战争的指导者们不得不放弃以战争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努力。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在战争中越来越“计较”生命的代价；随着战争耗费比的不断增大，大规模的搏杀越来越成为战争双方都难以承受的一种灾难，因此，人们不能不在作战形式上另僻蹊径。既要实现战争的既定目标，又要少付出甚至不付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战”就成为一种越来越受青睐的作战样式。目前，以美军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队，不仅大力发展可用于“信息战”的武器装备，而且初步形成了”信息战”的作战理论，并开始着手实验适应“信息战”的指挥系统和作战力量编成、编组方式。面对外军的“信息战”，我们应当尽快建立可以与之相抗衡的“指挥战”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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