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的民主原则，其理论依据主要是主权在民的思想。所谓主权在民，即公民基于自由意志而订立社会契约，制定法律，把归属于公民个人的权利转让给国家，以此换取国家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国家权力由此而生。即公民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和拥有者，是国家权力的主人，而政府的公共权力则来源于公民的授权，是由公民的权利派生和转化而来的，是公民赋予的，政府是公民权利的受托者。或者说，在公民和政府的法律关系中，公民是享有权利的一方，政府是履行义务的一方。
之所以强调公共财政的民主原则，是因为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其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他方式、途径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力。如审批预算是宪法等相关法律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职权。因此，无论是预算的编制还是审批，均应反映人民之意愿并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
贯彻民主原则，一是可以保证公共财政的科学性，使公共财政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真正反映未来年度财政收支情况；二是有利于实现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监督，防止出现随意性。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就必须以公民的民主权利约束国家公共权力。[7]
宪政下的公共财政是法治保障的财政。要保证公共财政目标的实现必须依法治来规范政府财政行为，加强和完善公共财政方面的立法。为防止财政权的滥用，必须以权利制约权力，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法治的保障。强化国家的财政权并不必然会侵犯纳税人的权利，关键是采取何种手段强化国家财政权，如果采取人治的方式，侵犯纳税人财产权的现象将是在所难免的，但如果采取法治的方式，就不会侵犯到纳税人财产权，因为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国家依法行使权力。通过法治来强化国家权力，就能够达到既加强国家权力，又维护纳税人权利的双赢结局。简言之，“公共财政必然要求财政民主，而财政民主需要财政法治来保障。有鉴于此，财政法定的范围也逐渐从税收，扩展到其他财政收入形式，并最终扩展到财政支出，使财政民主的基础更为宽广和坚实。”[8]具体来讲，之所以强调法治保障，主要在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既包括市场主体法治化，又包括政府行为法治化，其中，政府财政行为法治是关键，政府财政活动和运作须在法律约束下进行。
三、公共财政与预算的关系
从预算与财政的关系看，预算是公共财政的运行机制或基本制度框架。在市场经济下，与财政具有本质联系的是现代预算制度的产生，或者说，公共财政是建立在现代预算基础上的财政制度，预算是制度意义上的财政。
满足公共需要是财政最根本的目的，这需要建立一个能够保证达到上述目的和要求的公共运作机制。而财政运作机制的公共性，决定着财政对于公共需要的满足程度、财政活动范围是否合适以及财政效率高低。在行为与操作的意义上，具有决定作用的是财政制度或运行机制，其实质是国家如何运用公共权力，依据何种规则运用公共权力进行资源配置。正是公共权力的运作规则决定了不同的财政制度。由公共财政法治性所决定，预算必须遵循法定原则。与此同时，只有当政府预算以法律方式通过并以法律加以约束，预算才能够起到约束政府财政收支活动的作用。因此，预算制度的产生反映了公共财政的社会需要。
预算制度作为现代宪政国家的财政体系的核心制度，与生俱来地追求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从历史上看，公共财政的产生与预算制度的产生是同一个历史过程，预算制度孕育造就了公共财政。现代意义的政府预算代议机构控制是控制政府行为的工具，它的产生和发展与议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与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同一历史过程。纳税人通过代议机构对政府的制衡机制，政府必须编制预算并经代议机构批准付诸实施。代议机构对预算的议决、监督执行是从纳税人的利益出发的，赋予政府预算应体现纳税人意志的政治意义。预算制度不但对财政具有严密的控制，且形成为指导、监督及批评一切行政活动的最有效工具，以法律程序保证政府收支不偏离纳税人利益，并用法律保障私人财产权不受政府权力扩张的侵害。在制度和运行机制上，预算若由纳税人的代议机关控制，此时的财政必定是公共决策、公开透明的财政。
其实，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就是要构造公共财政的运行机制，即现代预算制度。对于公共财政而言，是先有预算，后有财政活动。财政活动不允许有超出预算边界。即预算制度是公共财政运行的基本规则，是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控制财政活动的机制。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就是要完善预算制度，合理配置国家预算权。预算案必须通过议会批准才能对政府有法律约束力，预算过程要透明，要接受议会和民众的监督。改革后的预算制度，政府的诸多行为将置于公众的视野之下，对于建设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在和谐社会的理念下，有利于缓和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为政府行为获得更多的纳税人支持，有助于政府政策的贯彻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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