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当斯科特给我介绍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时，我心里一亮，这个计划忽然真的有点使人心动。当然，与彼得·古柏没有什么事好合作，但与斯坦尼·库布里克(美国著名电影导演——译注)一起却有许多事可以干。
往事在眼前浮现。在20年前，拍摄《2001：太空奥德赛》(美国著名科幻电影，根据克拉克的小说改编——译注)时，斯坦尼和我一块儿曾做过木星卫星的游历之梦，但事实上，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用机器人去探测这个完全未知的世界。1979年的3月和7月，两颗“旅行者”号探测器揭示了“伊奥”、“欧罗巴”、“伽尼米迪”和“加里斯托”这些木卫们的神秘世界，这可是我们没敢想像的。那些旋转着的巨大的木星卫星的景象使我有可能，不，是逼迫我，去写出《2010：奥德赛之二》。这一次，那些接二连三的事件已经是真实的现实，而非想像。当1984年彼得·海阿姆斯将此书拍成电影时，他已能使用从“旅行者”号发回来的真正的图景来作背景了，很多时候他正是这样做的。
当然，1979年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激起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在10年里人们会超越这项成绩。“旅行者”号飞船仅在木星附近呆了几个小时，便掠过了这巨大的行星和它的“月亮”们，匆匆赶往土星。于是在1986年5月，美国国家宇航局计划发射“伽利略”号。这是更加雄心勃勃的太空探测器。这当然不是一次短暂的航行，而是一次“接触”。“伽利略”号将花两年的时间，从1988年开始，对木星和它的主要卫星进行详细的测量和探查。1990年以前，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就会有如潮水般的资料从这个异星世界发回来，第三部“奥德赛”将不可避免的产生。它就是我计划中要写的东西;我的心系在“伽利略”号上，因此不怎么关心那些业余科幻小说作家的想法和主意。怎样委婉地拒绝他呢?斯科特仍在讲的时候，我思考着。
“彼得·古柏想在36小时内飞到斯里兰卡来，把这家伙介绍给你。他的名字是金特·李。我给你说说这人。他在喷射发动机实验室里工作，是‘伽利略’计划的主任工程师。你听见没有?”
“是的，我听见了。”我嘟囔着说。
“在那以前，他是从火星上送回了那些美妙图片的‘海盗登陆者计划’(美国的火星登陆计划——译注)的主任。”
“行了!”我叫道，“这个人我必须见。告诉加博尔先生马上带他到这里来。”
“古柏，他叫彼得·古柏。”斯科特纠正道。
好啦，我已经同意这两个人来见我，他们将飞到斯里兰卡来，并且如果我喜欢金特的想法，我会写出一个提纲，也许10来页，勾画出章节、场景、情节，以及所有的基本要素。这样，任何一位称职的编剧都能以此为根据写出一个电影剧本。
他们在1986年2月12日到达科伦坡，刚好是在“挑战者号”大难的两个星期以后。本来，1986年应该是太空探索的一个重要年头，但现在，整个国家航天局的项目都处于混乱之中。特别是“伽利略”将被推迟好几年，在1995年以前，不会有任何消息从木卫上传过来。我只好忘记我的“奥德赛第三”了，就像金特除了将“伽利略”号从卡纳维拉尔角弄回去给它放上樟脑丸以外什么也做不了一样。
幸运的是，古柏—李—克拉克三方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在磁盘中输入了各种构思、章节、背景、情节——似乎对我们打算称之为《摇篮》的故事有用的一切东西。有人曾说，写一部小说就是去掉那些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是真的。有一次我想，如果我使用了我所构思的所有内容，以及所有可能的组合，那么，那些材料一定足够写成五亿部不同的《摇篮》。
我把最后确定的约有4，000个词语的写作大纲送给金特。他很喜欢，并且再次飞到了斯里兰卡，以便我们一起补充细节。
住在古都康提城后面的山上，尽管那些绚丽的美景让人分心，在经过三天马拉松式的工作后，我们还是完成了约8，000词的故事梗概，它最后成了这部小说的基础。再往后，我们可以通过经常的电话联系，或是厚厚的越洋打印稿来进行合作。
写作占用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光。当然，我们两人都还有其它事缠身。当我发现金特的英文和法文的功底相当深厚的时候，我便毅然克制住了所有想用我的风格去影响他的企图。这种情况使我的一些老读者感到了不安，当《摇篮》以我们俩的名字出现时，我便在一些地方作出澄清，以消除疑虑。我解释说，书中平实的对话，是因为金特长年与那些“JPL”天文学部长着粗手硬茧、喝烈性酒的工程师们和数学家们混在一起的缘故。在那里，帕萨迪纳市的警察们常常被叫去解决因为贝塞尔函数和非线性方程而产生的斗殴。
然而直到如今，据我得到的好消息，还没有任何教育当局要求从书架上撤下《摇篮》。提到这事，是因为我满怀惊讶和愤慨刚刚发现，在10年前，这种情况还真的在《皇帝的土地》一书上发生过。更有甚者，有关教育当局还关照继续查禁所有载有我的作品的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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