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孙可望以大哥的身分充当“盟主”主持军政重务。文献纪载，可望“大
书示命，号召全滇云：孤率三兄弟，统百万貔貅，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
①。以杨畏知为华英殿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严似祖为吏部兼礼部尚书，王
应龙为工部尚书，丁序焜为户部尚书，任僎为副都御史掌都察院事，马兆羲
为学院②，张虎为锦衣卫。沐天波仍明旧封为黔国公，“提调汉土官兵，加云
鹤服色”③。府、州、县官员也一概重新任命，委用的官吏“皆换伪印，独天
波佩旧印不改”④。所颁新印篆文由明朝的九叠文改为八叠文。“且重廉吏，
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暗访察，有廉者立加奖擢，贪者立拿斩首，传示
各府州县”。命弓匠出身的大西军老部下工部尚书王应龙行巡按事，巡察各
地。“访姚安知府谢仪贪酷，孙可望差官持令箭去，立拿于署前斩首传示。
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⑤。这种雷厉风行的惩治贪污，荡涤了明朝相沿成
习的污泥浊水，保证了云南吏治的清廉。
孙可望还“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地方头人赴诉，立即除之；
有可以便于民者，立即行之”。“又令地方上，不论绅士军民，有为地方起
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引见，不许拦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奖
节孝，复乡饮，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外则土司敛迹，
内则物阜民安，为治若此，诚滇南不幸之幸也”①。
二，在经济政策上，大西军初入云南时面临紧迫的粮饷问题，在很短的
一个时期里实行过打粮和对官绅、土司追饷的办法。打粮即派兵四出，把百
姓剩余粮草无代价地没收，受打击最重的虽然是地主，但难免掠及家有少许
余粮的农民，使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大西政权在四川的失败是有过沉痛
教训的，因此，孙可望等人很快就代之以切实可行的赋税政策。他们把云南
某些州县和卫所管辖的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营庄由大西
军偏裨管理，在辖区内“踏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焉。条编
半征，人丁不论上、中、下全征”②。就田赋而言，以十分为总额，入官四分，
民得六分③，农民的负担是比较重的。但是，这一政策的特点是把原先地主向
“五年五月艾能奇死”，原注“伪定北将军”。康熙十二年不分卷本《阿迷州志》《古迹志》记：”至戊
子年（应为丁亥）流寇入滇，伪将有平东、安西、抚南、定北之号。”
① 《永昌府文徵》，文，卷九，陈洪图《鸣冤录》。
② 马兆羲诸书多写作马兆熙，《楚雄府志》卷六《选举志》举人、进士表，卷七《人物志》均作马兆羲。
马为楚雄人，当以本地记载为准。
③ 《明末滇南纪略》卷三《沐公顺贼》。
④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
⑤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安治》。
①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政图安治》。
② 同上，卷三《沐公顺贼》。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说：“戊子（1648），孙可望以兵
食不足，将近省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征输运省。”
③ 冯甦《滇考》卷下云：“以官四民六分收。”可见《明末滇南纪略》中所说“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
焉”，田主所得是从政府所征一半内拨给五分之一。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记在营庄制
度下，“军田每亩市斗谷六七斗，民田八斗至一百二斗不等”。又说：“是时征谷斗石尚无定数，又有四
六同分之议。农民视自种之稻仍如己物，以为可以任意携取，有城内民刁小二者偶于己田内摘去熟稻数穗，
拏获以偷盗皇粮详请枭示，澂民股慄。”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亩岁纳谷一石二
斗，民私用草一束者或斩或杖。”大致反映了当时的生产水平，即每亩产谷二石四斗。但也很可能在某些
农民征收的田租从一半以上减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剥削率；又保证了军
队和政权的稳定收入。地主们虽然心怀不满，但仍能收取一部分，生活有着，
减少了敌对情绪。当时一个士子赋诗云：“履亩科租法最奇，畜肥兵饱士民
饥”①，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政策的效果。由于税额为分成制，地主不再能够任
意盘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当年秋成就“倍于曩昔”，次年又“大
熟，百姓丰足”，再下一年仍是“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②。入滇初期曾严
格禁止酿酒，借以避免浪费粮食③，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才解除了这一禁令。
孙可望等还注意保护民间贸易，初入云南时铸造了大西政权的“大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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