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各门城楼。大顺军撤退时，“城中扶老携幼西奔者络绎不绝”，一些明朝
降官如龚鼎孳、涂必泓等人也自动随军西行③。这说明大顺政权在当时仍有相
当威望，城中官民对此后局势的变化尚难逆料。
清军在山海关地区作了短暂的休整，即向北京进发。四月三十日晚上，
多尔衮在蓟县获悉大顺军已经撤离北京，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
精兵火速追击，目的是进一步重创大顺军，尽量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金银财
物。他自己率领部分兵力于五月初二日由朝阳门进入北京。当时北京城里的
官绅士民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等情况，纷纷传说吴军杀败大顺军，
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因此准备了皇帝的卤簿法驾出城迎
接。没想到昂然而来的是清摄政王多尔衮，许多人大吃一惊偷偷溜走，少数
官僚则将错就错地把多尔衮迎入劫后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爱新觉罗皇室脚
下。
五月初八日，清军在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城东追上大顺军。李自成
命蕲侯谷英率兵阻击，被清军击败，谷英阵亡。接着，清军又在真定（今河
北省正定县）再次获胜。大顺军在畿辅已无法立足，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
兵扼守固关①。追击的清军于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京师的再次易手，在明朝官绅中又一次造成重大的影响。大顺军进京时
绝大部分明朝官绅都报名请用，清兵占领北京后相当一批汉族官绅出于民族
隔阂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杨士聪在一封信中就说：“弟联■南来缙绅
不下百余人”；“昨闻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余艘。乐哉诸臣，幸得免于一
留再留”②，其他先后南窜的官员为数当更多。顺治元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
惟炳在奏疏中写道：“大清入来，规模宏大，安民和众，恩已著矣。而京官
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见在列署落落晨
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他建议“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兴朝第
一急务也”③。在争取汉族缙绅势力上，清廷显然技高一筹。大顺政权的追赃
助饷，随后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又以从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绅曾经投降“闯
贼”而大兴“顺案”，都使相当一部分官绅大失所望，另寻出路。多尔衮进
①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此事云，“恐东兵攻城，故亟去之”。他本人也被抓去城外拆羊马墙。
②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引当时塘报。
③ 徐应芬（聋道人）《遇变纪略》。
① 边大绶《虎口余生记》。
② 《甲申核真略》附《答孙兴公书》，所谓“一留再留”是出仕大顺和清朝的一种隐晦说法。
③ 顺治元年七月吏部左侍郎沈惟炳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六十九页。
京初期比较谨慎，遇事多听从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僚的建议。为了取得
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他以为明帝复仇讨贼相标榜，进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
“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①
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大顺政权，多尔
衮不失时机地广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朝绅荡涤前秽”②。“令
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③。不久又
进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
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④这就是说不管是东林一复社党人还是魏
忠贤阉党，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政权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
加官晋级。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冯铨在天启年间依附魏
忠贤，爬到大学士，崇祯初革职为民，多尔衮入京后即以书征至，委任为内
院大学士，而且因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范文程、刚林、祁充格、
宁完我之前。冯铨受宠若惊，请求将名次移后，多尔衮说：“国家尊贤敬客，
卿其勿让。”⑤陈名夏在大顺军进京后曾报名任职，清军入关他逃回南方，却
被南明弘光朝廷视为“从贼逆臣”，要捉拿归案，他走投无路被迫重返北京
投靠清廷，历任显官，一直做到大学士。顺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请示：周
伯达在明朝任陕西关西道，在大顺政权中任甘肃节度使；刘达原为明朝临汾
知县，大顺时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应按明朝官级还是按大顺官级授职？
清廷决定按大顺所授较高官职录用①。陈之龙在明朝为监军道，大顺政权委任
为宁夏节度使，降清后仍任巡抚②。黄尔性在崇祯末年任明朝汉中府通判，大
顺政权授职“道员”（防御使），降清后被英亲王阿济格委任为宁夏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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