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清方兵力较强的地方，有可能变生意外。他知道郑成功性格刚强，不敢直
说郑军同闽、粤两省清军相比兵力处于劣势，更不便以疏间亲地说郑成功的
叔父未必能保住厦门，于是，他面见成功时假托自己头天夜间做了一个梦，
预示出师前景不利，请郑成功慎重考虑。郑成功并没有听出施琅弦外之音，
认为他白日说梦，心存胆怯，阻碍自己的战略部署。当即下令把施琅的左先
①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黄宗羲《行朝录》卷四记，鲁监国五年九月，“彩与朱成功争中左所，彩
大败，泊沙埕，具表请援。芝、进既怨瑞，而名振欲结欢于成功，反击破彩之余兵”。《南疆逸史》卷五
十三《郑彩传》云：郑彩乃郑芝龙族侄。“庚寅，与郑成功搆衅，成功击走之，袭执其妻子。成功祖母责
其孙善遇之，得释还。秋，北至武环山，欲争平夷侯（周鹤芝）地，相攻杀者累日，后阮进助平夷，彩遂
败走。始，闽安周瑞、荡胡阮进皆彩义子也，平夷侯则称门生者也。至是互相攻杀，惟力是视矣。彩漂泊
海中无所适，成功以书招之，乃归，死于家云。”
②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第十二页。
① 《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记，1650 年“十二月，赐姓抵揭阳，与定国公商议。赐姓欲南下，定国回厦门”。
接着记1651 年“正月，赐姓至南澳”。杨英《先王实录》记1651 年“正月初四日，藩驾至南澳”。据乾
隆四十四年《揭阳县志》卷七《事纪》附兵燹记载，郑鸿逵原在揭阳，顺治八年（1651）正月二十一日“帅
众还闽”。鸿逵军离开揭阳后，清朝官员和军队才陆续至县。可见，郑成功在1651 年正月由厦门到南澳，
郑鸿逵即领军由揭阳到南澳与他相会。阮旻锡所记有误。
锋印和部下兵将移交副将苏茂掌管，让施琅随定国公郑鸿逵一道回厦门。②
三月初十日，郑成功舟师进至大星所（今广东平海海口），伙兵上岸砍
柴，被清兵和当地百姓赶走。成功大怒，传令扎营，进攻大星所城。部将万
礼奉命阻击惠州来援的清军，在龙盘岭伏击得胜，全歼惠州来援之敌。十五
日，郑军攻克大星所，缴获了城中屯积的一些米谷。
就在郑成功大军由海上进攻广东的时候，清朝福建巡抚张学圣、巡道黄
澍、福建右路总兵马得功获悉郑成功主力已经南下，厦门守兵单薄，他们对
于郑氏家族垄断对外贸易积累下的巨额财富早就垂涎三尺。三人密议后，于
闰二月二十七日调集军队乘坐小船渡海偷袭厦门。守将前冲镇阮引、后冲镇
何德被击败，率领舟师撤至金门（浯州），郑芝莞惊惶失措，乘船逃跑。三
月初一日，清军攻入中左所城内，仓猝之间成功的妻子董氏带着郑经怀抱祖
宗牌位乘小舟逃至郑芝莞船上。寄居厦门的大学士曾樱自杀。清军占领中左
所后，把郑氏家族的金银财宝掠夺一空，出征将领的家属也深受其害。除了
兵丁抢得少数财物以外，大部分金钱落入了张学圣、黄澍、马得功的腰包。
从各种史料来看，这批财物的数量相当惊人，郑成功致父书中说：“掠我黄
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
可胜计。”①郑鸿逵在致其兄郑芝龙信中也说：清军“侵掠中左，男女遭惨，
不可胜数，宝物黄金，计近百万。”②顺治九年（1652）冬，清廷有意招降郑
成功，得到报告说郑成功因厦门财产被抢，“借口索债，兴兵结怨”④，对抚、
道、镇臣瓜分财宝隐匿不奏大为愤慨，把张学圣、马得功、黄澍和巡按御史
王应元革职，扭解京师，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张学圣、马
得功、黄澍拚死不招，一口咬定城中并无财宝，若有私分情形，“甘愿凌迟
处死”④。这笔庞大的财富估计当事人用了相当一部分贿赂承审官员，结果
三法司议罪时“三四其说”（题本后朱批语），游移不定，最后草率了事。
厦门的失守也反映了郑氏集团同清方的微妙关系。除了这个集团的首领
郑芝龙被软禁在北京以外，郑芝龙的母亲黄氏和五弟郑芝豹①居住在安海（即
① 《先王实录》。按，郑成功信中所列金宝粮饷数字虽然比较具体，但这封信实际上是写给清廷看的，难
免有所夸张，不能全信。比如“米粟数十万斛”按当时清军船只的运载能力就不可能在短期内运回大陆。
张学圣、马得功、黄澍后来受审时也不可能隐匿这批粮食。江日升《台湾外纪》中记郑芝莞战败后“席卷
珍宝，弃城下船”，成功妻董氏登上此“重载”之船，芝莞恐“识破机关”，再三请她移乘家眷船，董氏
坐而不动。后来，郑成功“将董氏所乘芝莞船积藏金银搬充军饷”（见该书第九十六—九十七页）。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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