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淮安距留都南京不远，南京六部等高级官员虽然
很快得到了北京陷落的消息，却由于对崇祯帝和他三个儿子的下落不明，不
敢轻举妄动，他们严密封锁消息，“禁讹言”，内心里却焦急不安。“诸大
老每集议事堂，惟相向攒眉，竟日无一语。或仰视屋之罘罳，咄嗟而已。间
曰：‘事如不可知，将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叹息声，各各散走，以为常。”
①另一点是北京失陷的消息传到淮安时，福王朱由崧②、潞王朱常淓③以及周
王、恒王都因逃难泊居于淮安城西湖咀。④朱由崧和朱常淓也必然想到这一事
件对自己的前途可能发生的影响。
南京在明朝初年是帝国的首都，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以后，南京作为留都
一直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与北京相对应的中央机构。这种两京制度
的特点是：皇帝和内阁大学士等决策人物都在北京，北京的六部等衙门是名
副其实的中央权力机构；南京各衙门多为虚衔，公务清闲，任职官员被称为
“吏隐”，但地位一般不低于北京相对应的衙门官员。在留都握有实权的是
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和提督南京军务勋臣。
自从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之日起，朝廷的一切政令无法发出，南京的高
级官员大概在接到崇祯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以后就再收不到邸报了。
召兵紧急勤王和随之而来的音信不通，使南京各衙门大臣、守备太监、勋臣
们越来越感到不安。四月初一日，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领衔发布了“号召
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檄文中提到“南北之耗莫通，河
山之险尽失”之类的“宗社危情”①，表明他们已经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预感之
中。四月初七日，史可法率兵渡江准备北上“勤王”；几天之后，他误信了
一个不可靠的消息，写信给南京詹事府詹事姜曰广说，崇祯帝已乘舟由海道
南下，太子也从间道得以逃出，南京的官员们信以为真，一个个喜形于色，
奔走相告。②谁知第二天就传来了朱由检在三月十九日自尽于煤山的消息，这
① 滕一飞《淮城纪事》，见冯梦龙编《甲申纪事》，《玄览堂丛书》影印本。
① 陈定生《书事七则》。
② 朱由崧是明神宗的孙子，老福王朱常洵的长子，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七月十五日，是崇祯帝朱由
检的堂兄（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③ 朱常淓是神宗（朱翊钧）的侄儿，其父老潞王（翊镠）原封河南卫辉府。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常淓袭封
潞王，比朱由检、朱由崧高一辈。
④ 上引《淮安纪事》。
①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南都公檄》条。
② 陈定生在《书事七则·书甲申南中事》内记载他亲自往见姜曰广，“姜公见余，握手喜曰：有一佳讯，
消息在四月十七日被从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证实。朝廷既已全部覆
亡，作为留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这里当政和在
籍的大臣如雷轰顶，顿时乱成一团。对于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立君。由于
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被大顺军俘获，未能逃出北京，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
的情况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勋贵、太监和拥兵自重的将帅就在拥
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执。以血统亲近而言，崇祯
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子、孙还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瑞
王朱常浩原封汉中，李自成军入陕他逃至四川重庆，甲申六月被大西军处
死）；神宗兄弟的儿子则有潞王朱常淓。按照封建伦序观念，自然应该首先
考虑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处于优先地位，这
是因为：第一，三亲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长；第二，桂、惠二藩
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终弟及”（实际是弟终兄及）继统更
为适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时逃往
广西，距南京较远，福王却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伦序和地理上占了明显
的有利地位。在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东林—复社中一些骨干人士在继统
问题上所起的恶劣作用，他们的一些偏见深入人心，一直沿袭到现在。事实
上，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主张由福王朱由崧继统，如淮抚路振飞“遗书南京兵
部尚书史可法，谓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①。刘城《上阁部史公书》
中说：“自都门失守，大行皇帝凶问频传，虽所传不一，大略颇同，公率先
诸臣奉迎福藩殿下，临莅南京，此中外臣民之愿也。”下文说他见到的诏旨
仍用监国名义，“未有御极之意”，他极力主张应该“早上尊号”，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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