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有个稳定的后方进行休整，积聚力量，以便重整兵马，同清军再决雌雄。
入滇两年，由于政策措施正确得当，社会安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大西军
对云南的统治日益稳定，实力已经大大增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明
永历朝廷吏治腐败和内部互相倾轧，导致抗清阵营的分崩离析，疆土越来越
缩小。大顺军余部从1645 年隆武朝廷当政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联合抗清，以李
过（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统率的“忠贞营”成了抗清的主力。尽管
南明统治集团明知“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贞营耳”①，然而从朝廷以至督、抚重
臣何腾蛟、瞿式耜②、章旷等人却出于阶级偏见处处排斥、刁难这支忠心耿耿
奋力抗清的农民武装，干着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他们视为嫡系的各种杂
牌官军却只知祸国殃民，一旦形势危急就叛变投敌，甘心充当清廷推行民族
征服政策的马前卒。在这种情况下，抗清形势的不断恶化自然不可避免。
孙可望等原大西军领导人正是从全国大局着眼，决定领兵出滇，开赴抗
清前线。出兵以前，孙可望同杨畏知、沐天波商议时说道：“年来以云南一
隅之地，兵精粮足，欲图大举，以复中原。”①他认识到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的情况下，以朱明王朝为旗帜可以获得更多的同盟者，有利于抗清事业。另
一方面，孙可望决定请求永历朝廷加封，也有借此挟制李定国、刘文秀的意
图。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来不相上下，入滇以后可望
虽被推为盟主，但他毕竟不能同张献忠相比，李定国、刘文秀手握重兵，各
以“西府”、“南府”老爷自居，并不能惟孙可望之命是从。许多史籍都记
载，1648 年孙可望借演武场升旗事件，把李定国按在地上打了一顿板子，以
确立和提高自己在全军中的领导地位。冯苏记：“可望饶机智，既据有全滇，
益自尊大，而其党犹侪视之，李定国尤倔强，每事相阻忤。明年戊子，可望
与刘文秀等议，缚定国于演武场，声其罪，杖之百；既复相与抱持而哭，命
定国取沙定洲以赎罪。定国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无能与抗也。”②这说明
孙可望的领袖地位并没有真正形成。他为了名正言顺地节制定国和文秀，想
通过永历朝廷加封，使自己的爵位高于二人。深悉其内幕的杨畏知说过：“请
封，可望一人意也。其意欲得封爵出刘文秀、李定国上，足以驾驭两雄，使
受其节制耳。李定国为人直朴无伪，初遣使请封时，定国不悦曰：‘我自为
王，安所用请？’可望再三谕以封爵出自朝廷者为真，今皆假号也。定国曰：
‘若是，则便是朝廷官，不更作贼矣，勿反复也。’”①正是出于这些考虑，
孙可望于1649 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派杨畏知和户部龚彝充当使者前往
① 见《瞿式耜集》卷一《再救五臣疏》。
② 1980 年载于《清史论丛》第二辑的拙文《论清初社会矛盾》讲到大顺军联明抗清时误将何腾蛟、堵胤锡
写作“何腾蛟、瞿式耜”，谨于此附带更正。
①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悔罪归明》。
② 冯苏《滇考》卷下。
① 钱秉镫《上政府滇封三议》，见《藏山阁文存》卷四。
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联络。随身带了孙可望的一封书信，内容如下：
先秦王荡平中土，扫除贪官污吏。十年以来，未尝忘忠君爱国之心。不谓李自成犯
顺，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绳父爵，国继先秦。乞敕重臣会观诏
书谨封。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孙可望拜书。②
杨畏知等于二月间从昆明出发③，四月初六日到达肇庆，呈上书信并进献
南金二十两、琥珀四块，马四匹，以表善意。在当时参与抗清的各种力量之
中，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实力最强，他管辖下的云南是抗清营垒中最稳定的
地区。从南明处境来看，正处在何腾蛟、姜瓖、金声桓、李成栋连续败亡，
险象环生之时；孙可望等人决策同永历朝廷携手抗清，本是这个小朝廷的最
佳福音。可是，阶级的偏见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却在永历朝廷内部引起了
一场轩然大波。廷臣会议时，赞成封孙可望为王的固不乏人，当政的一批人
物却因种种私虑表示坚决反对，如依附李成栋之子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之
流惟恐拥有庞大实力的大西军参加永历朝廷将会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
力持异议。开初，袁彭年、金堡甚至说出“可望贼也，不可以封。劾畏知为
贼游说，请收之”①。后来见朝臣中赞成封可望借以收大西军余部为己所用的
人居多数，又变换策略，“金堡引祖制无异姓封王例，力争不可”②，甚至连
续七次上疏，拚命反对③。镇守贵阳和遵义一带的军阀皮熊、王祥也担心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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