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在清军控制下的川北保宁地区和明军控制的川南、川东地区之间早已
形成一片广阔的无人区，解决不了粮饷问题，双方都无法推进。顺治十二年
（1655）清四川左布政使庄应会在奏疏中写道：“切川北—隅合计钱粮征额
每年止五千一百五十余两，各文官俸薪每年共该银八千余两，一年赋额不足
抵各官一年俸薪”②，官兵粮饷更是全靠陕西挽运。正因为粮饷困难，顺治九
年吴三桂、李国翰部在保宁战役中大败刘文秀军后不仅没有乘胜南下，反而
只留下四川巡抚李国英部留守保宁，全军返回陕西汉中就粮。尽管当时清四
川巡按郝浴就曾经主张收取成都平原垦荒屯田，以蜀粮养蜀兵，可是垦荒屯
田除了需要足够的兵力保障地方安定，还需要先投入大量粮食、种子和耕牛、
农具作屯田之本。没有这种兵力和财力无异是画饼充饥。南明刘文秀率军入
川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从他先派部将入川，自己又亲到夹江、雅州一带巡视，
最后确定在洪雅县千邱坪建立帅府，在这里兴建“宫殿”、营房，联络“蜀
中有司、绅士”，目的是在四川残存百姓中树立永历朝廷的威望，同时着手
屯田发展生产（上引《重修凌云寺记》列名将领有“监理重庆屯田总兵”，
沈荀蔚说他的数亩田悉为“营地”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孙可望同永历朝
廷的关系趋于缓和，刘文秀经营四川的规模和成效必然更加可观。清朝吴三
桂、李国翰部军队是在孙可望降清以后，才在顺治十五年（1658）由陕西汉
中再度入川，会合李国英部南下。若不发生孙可望的叛变，刘文秀有将近三
年的时间经营四川，他决不可能株守雅州一隅，必然是北收成都、顺庆（今
南充地区），东下重庆与夔东十三家会合，西南战局将是另一种情形。尽管
① 按，刘文秀之帅府地，李蕃写作“鱼坵坪”，乾隆四年《雅州府志》卷十《勘乱》记：顺治十三年“九
月，刘文秀复经蜀出雅州，至洪雅县千邱坪驻劄数月，俄勒兵而返。”嘉庆十八年《洪雅县志》卷二十三
《艺文·国朝》收侯之鼎《时变纪略》载：“壬辰（顺治九年），又为文秀窃据，僭王号，都马项岩，名
曰天生城。丙申（顺治十三年），我师廓清蜀土，文秀败走还滇，步将高承恩逗留雅州，窃据巢穴，改名
靖远，割洪雅而辖之。”侯文误将刘文秀两次入川混为一谈，刘文秀还滇，也不是为清兵所败。
① 欧阳直《欧阳氏遗书》《自记》、《蜀乱》。
② 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十三下，艺文，疏，疏尾有“顺治十二年八月初□日奉圣旨：该部议奏”。
他在永历十一年（1657）二月就奉诏率领主力返回昆明，仍然留下了高承恩
都镇守四川雅州地区，成绩是非常明显的。李蕃记：“丁酉（永历十一年，
1657）州守钱象坤。是时高承恩驻雅，兵马聚集，几无有司之政。田粮专上
谷米豆草，不用民间钱粮，虽夫役征繁，而井里饱暖，民忘其劳焉。”①直到
1658 年（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清军三路入滇时，四川雅州、建昌地区
仍在永历朝廷控制之下，这不仅说明刘文秀经营四川功不可没，也表明在平
定孙可望叛乱之后，李定国多少显得心胸偏窄，以永历帝名义把刘文秀从贵
阳召回，川、黔、湖广（湖南西部）经略无人，加速了全线的崩溃。
① 李蕃《雅安追记》。
第五节 孙可望内犯和兵败降清
尽管永历帝和李定国为了使孙可望回心转意做了不少工作，却没有收到
任何效果。对于孙可望来说，“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可能性几
乎不存在。首先，在西南的南明军队中他的兵力最强，不仅贵州全省处于他
的控制之下，在云南留守的将领中也有不少效忠于他。其次，他以国主的名
义总揽了永历朝廷的政务，已习惯于君临一切。何况，他思想深处还存在着
一种自己本应位登九五的思想，因为他是张献忠这位大西皇帝的当然继承
人，在1647 年进入云南后以四将军之首得到献忠御营提督王尚礼和艾能奇部
将冯双礼的支持登上了“盟主”的地位；联明抗清后利用永历帝的招牌收编
南明残兵溃将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在当了几年实际的执政者之后，这
时却要交出权力，听命于李定国、刘文秀拥戴的永历皇帝，而且他自知由于
过去的所作所为，永历帝、李定国乃至于刘文秀对他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隔阂。
在反复权衡得失之后，孙可望终于在一小撮亲信的策划下，决心诉诸武力，
消灭昆明的异己势力。谄附可望的文臣方于宣为他出谋画策说：“今皇上在
滇，定国辅之，人心渐属于彼。臣意请国主早正大号，封拜文武世爵，则人
心自定矣。”①孙可望果然在1657 年（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二月，“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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