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因为皇太极曾经说过：“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不同意就此
止步①。不过，多尔衮设想的移都北京以图进取，究竟进取到多大范围，也心
中无底。当时正在北京的张怡记载道：多尔衮刚入北京，为崇祯帝举哀三日，
随即令汉族官民剃发改制。“剃发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剃发，不
得归。远近闻风惊畏，非一统之策也。’九王（即多尔衮）曰：‘何言一统？
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②
六月间，多尔衮发布文告说：“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
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
救中国之计。咨尔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
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
耻之愿？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扬。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
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
恩，此惇睦邻之义。”下文又说：“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
实肆跋扈之邪谋；或阳附本朝，阴行草窃之奸宄。斯皆民之蟊贼，国之寇仇。
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殪彼鲸鲵，必无遗种。於戏，顺逆易判，勉忠
臣义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养。布告天下，咸使闻知。”①这件由
清廷实际最高统治者颁发的诏书，在措词上是颇有讲究的。它反映了多尔衮
等人对于自己的实力究竟能够控制到多大的地盘还没有把握。因此，一方面
把清方准备接管的地方暂限于河北、河南、江淮，即长江以北，示意“不忘
明室”的南方汉族官绅可以“辅立贤藩”，“共保江左”；另一方面，又预
先留下伏笔，以便一旦有机可乘时，可以随即宣布江左政权并非明朝“贤藩”，
而是“假立愚弱”，那时移师南讨“民之蟊贼，国之寇仇”，就是名正言顺
了。
清军入关初期，兵力有限，特别是满族人口稀少，补充兵员颇非易事。
原来的明帝国虽分裂为山西以西的大顺政权和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明政权，但
地域辽阔，实力也相当可观。多尔衮摸不清底细，不敢贸然行事。在吴三桂
的接引下，占领了北京和畿辅地区已属意外，他初期的意图很可能是勾结南
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这一方针对于南明弘光政权具有很大的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八。
② 张怡《..闻续笔》卷一。
① 顾炎武《明季实录》，谈迁《国榷》卷一百二载此诏于六月辛未（十五日），尾注“中书舍人华亭李雯
所草”。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三也在同日下记：“工部主事李逢甲为贼刑辱而死，其子李雯留京师，为
清朝中书，九王（即清摄政王多尔衮）命作檄谕江南曰：..。”这几种书的记载内容大致相同，个别字
句略有出入。顺治年间刻本李雯《蓼斋集》附录了他起草的这件诏书，证明顾炎武、谈迁、彭孙贻所记可
靠。现存顺治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内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为甄别人才以慎职掌事”启本中说：“又有廪
生李雯，兵部侍郎金之俊举荐，诸台臣同赴内院公荐。臣等取试一月，见其学问淹贯，文理精通，堪于制
敕房办事。此二员皆应先授试中书舍人，例支半俸。”二十三日奉令旨：“是，吏部知道。”可见李雯在
六月间就已经进入清廷内院试用，他起草的文书颇得清廷重臣的欣赏。
吸引力，他们鉴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苟且偷安，因而对清方代平“流寇”表
现出极大的兴趣。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财赋充盈之地，依然可以过
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联虏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上策。
然而，清廷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
础已经不复存在。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自朝廷、达官贵人，
下至部分军民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不
是仅靠南方“朝廷”以“岁币”形式提供议定的金银、绸缎之类就能够解决
的。降清的汉族官僚对此深有了解，例如甲申五月兵部右侍郎金之俊上言：
“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
①同年九月，清河道总督杨方兴说得更明确：“不得江南，则漕运阻矣，将何
以成天下？”②其次，降清的官僚中相当一部分是南方人士，他们惟恐出现南
北朝的局面，自己将同故乡亲属分隶两个对立政权，关河阻隔，骨肉仳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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