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南战场上，我第十九军五十七师和汉中军分区1949年12月8日在孙家坪、黄官岭等地俘获西安绥靖公署第三纵队司令员姬守礼、“川陕救国军”副司令罗友三等以下3400余人，迫使敌保安第九旅旅长谭华初率1000多人投降。
1950年1月17日下午，云开雾散，红日高照，安康军分区独立七团的战士们连日行军作战，难得有个休整的机会。他们擦枪洗衣谈笑，抖落了一身征尘。突然，一位农民跑到解放军的营地向独立七团政委秦金铎报告说，他家来了十多个匪兵，这些匪兵挎着手枪，衣服破烂，硬逼着他的婆娘给他们做饭。
一连指导员王万昌带领一个连随老乡出发。一个小时过去，战士们押着敌人的副师长夏修义和他的残兵而归。
原来逃到老百姓家的一伙人，是潜逃中的“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少将指挥官柯玉珊和他的卫队。王万昌带着战士刚接近农家庭院就被敌人哨兵发觉，王万昌即鸣枪示警。惶恐中，柯玉珊带兵突围，怎奈他们唯一能逃跑的大门已被战士用火力封锁，双方展开枪战。蓦地，一颗子弹射中了柯玉珊的腿。
柯玉珊中弹后，爬起跄踉跑了几步就倒地不起。王万昌和战士们冲进院内，看见柯玉珊脸如白灰，目光散乱。绝望中他把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枪机。
“砰！”枪响了。
柯玉珊给自己的罪恶人生画上了句号！
陕南解放军至1950年元月底，共消灭匪特50余股17700余人。
甘肃宁夏是以回、汉为主的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历史上多次发生回汉仇杀事件。
1949年8月，临夏来了解放军，王震将军率领的第一、二军打垮了马家军。但是，建国前后，临夏匪特活动猖獗，危害严重，人数达5000人。东乡、宁定的阿里马兔、马金山（外号“孙少爷”）、马保（外号“大炮营长”）、马占林等股匪势力最大，战斗力也强，人数约3000之众。其次是西乡韩家集的铁秀戈、马积福、马虎山、朱老大等四股近千人；虬藏的马八娃、马拾岗二股近千人。
这些匪特杀人放火，制造混乱。10月18日，匪首马步彪（“反共团”总指挥）裹胁群众3000多人围攻宁定县城。马八娃、马英贵、马保等匪首在吹马滩、羊山洞、尕新集等地，煽动回汉民族仇杀，逃到临夏城中避祸躲难的百姓有3900多人，
11月初，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第一师两辆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经宁定驶向临夏。当车辆在宁定驻军十一师三十五团团部歇息时，我第三十五团团长刘冠生考虑途中驾驶员和军用物资的安全，命令一营二连一排排长唐方达带领两个班的战士跟车押运。
唐方达受领押车任务后，他提醒战友们百倍警惕，作好战斗准备，防止土匪偷袭。唐排长和战士们押运的汽车刚驶出宁定县城十里开外，就有星散的土匪打冷枪，企图阻止汽车减速。驾驶员聚精会神，目视前方，加大油门，全速奔驰。
当汽车行驶到王家庄时，土匪把砍倒的大树和抬来的大块石竖七横八地堆在公路上，战士们只好下车排除路障。这时，早已隐蔽在山头、矮墙、地埂的土匪和被裹胁的群众，在火力的掩护下向公路冲来。唐排长大声命令车厢留下的战士：“开枪只准打土匪，不要误伤群众。”
唐排长亲率四五个战士跳下汽车，费了很长时间才把土匪设置的路障——大树、巨石滚到路旁。他们刚要登车，有的土匪端枪射击，有的挥舞马刀，有的手持利斧，嗥叫着冲了过来。
唐方达指挥战士们英勇地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冲击，见危险尚未解除，便当机立断，让几名战士跟车护送物资，留下12名战士继续抗击顽敌，掩护汽车安全前行。
“排长，咱们把汽车开回去，等团首长调动大部队把土匪消灭了，再押送物资去临夏。”一位战士考虑到排长和留下人员的安全，建议道。
“不行。临夏剿匪部队急需这批战备物资，我们一定要让汽车开过去！”唐方达回答很干脆。
“留下的同志危险性大，咱们都上车，边打边走，硬冲过去。”一位战士提出请求。
唐方达沉思片刻，但决心很坚决：“不行！土匪拦车主要是抢军用物资，他们看见汽车开走，必定拼命围攻上来。到那时，汽车陷入敌围，我们也走不脱了。只有留下部分兵力打掩护，牵制敌人，让汽车开走，这才是可行的作战方案。”
“排长，你跟车走，让我带着战士抗击敌人。”班长刘居义对排长让他押车先行有意见，硬坚持自己留下来。
唐方达非常感动，他动情地说：“同志们，大敌当前，时间紧迫，咱们不要再争了。押车的同志赶快上车，留下的战友跟我来。”话音刚落，他侧身往路旁一闪，带领12名战士用手榴弹、子弹先把冲上公路的匪徒打了回去。
汽车轰鸣着向前驶去。车上的战士哭声喊道：“排长，你们保重。”
汽车开走了，土匪阴谋落空了，便把一切仇恨集中到打狙击的解放军战士的身上。他们从四面八方冲上来，将战士们团团围住。
枪战中，敌人一粒子弹射进唐方达的肩膀，鲜血流出，他急忙用毛巾把伤口扎住，继续指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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