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中丞李定立刻反问道：“六岁下罪己诏，这是要贻笑后人吗？”
两人是死对头，苏轼被李定盯了一下，如同被黄蜂刺，当下反问回去：“天子有过，如日中之影，人皆见之，不降诏具陈过错，让世人如何看待？”
若仅仅是罪己诏，又有什么用？又不是治国有过，而是误杀了君父。这不是道歉和请求谅解就能原谅的事。
“天子虽是无心，却的确有过。或为夙世的恩怨，今生来报。不过多少借口和理由，都逃不过弑父二字。”李定道，“以臣之见，弑父之君不当临万民。”
李定不愧是御史，终究是敢作敢为，敢说话的。
“诚然如此。但一来天子之过乃是无心之失，二来上皇有大功于社稷，万世不磨，只要还有血脉在，御座上就不应是别人！”韩冈方言道：“韩冈本是草泽布衣，为上皇特旨简拔，深恩不可不报，若有人想要，韩冈不能与其同列。”
“还有血脉在”这是韩冈的强硬表态。而往深里想一层，可就是等赵煦留下血脉，就用不着他了。
韩冈请来侍制以上的重臣，目的是责任均摊，至少希望在事前就说服一众金紫重臣，而不是让他们事后承认事实。
让重臣们拥有干预政事的权力，这只是个表象。到了处置实际事务时，权力还照样掌握在宰辅们的手中。
而且这也免了日后不甘心的重臣私下里串联闹事的机会，现在集合所有重臣将事情决定下来，下面的那些中低阶的朝官也就闹不出事来了。
王安石不想听韩冈挑起周围人议论怎么去架空皇帝：“时候已经不早，得尽早将先皇的谥号、庙号定下。”
向皇后问道：“相公说的是，不知相公可有腹案。”
“先皇变祖宗之制，乃是追慕三代，效先王之法，承天道而行，当作绍天法古。”
王安石这么一开口，就让人惊讶莫名。
本朝以来的常例，正常天子大行，初谥只为六字，日后才会逐渐增加。
真宗初谥文明章圣元孝，仁宗初谥神文圣武明孝，之后方才将谥号的字数增加上去。便是太祖、太宗的十六字谥号，也是真宗时，才由宰相王旦领衔上表追尊的【注1】。
一般来说，应是有文武的四字词接上有孝的双字词。但现在绍天法古出来，后面不可能直接就跟一个某孝皇帝，文武四字不可能少。这样一来，初谥至少就得十个字，甚至可能更多。
只是联想到今天的事，又不觉得有什么好惊讶的了。
这一回情况不同，太祖、太宗时烛影斧声，也只是传言，谁也没胆子公然说太祖皇帝不是寿终正寝。
但赵顼死得憋屈却不是传言，而是事实，且已经公诸于世，谥号若是给得小气了，免不了惹人议论，有补偿的心理在，直接一步到位也没有什么问题。
自王安石的绍天法古起头，议论便热烈起来，倒是一改之前的沉寂。
“绍天法古，改作法古立宪【注2】更为合适。”章惇向王安石提议道。
“为何？”
“绍为继承，法为承袭，字不同而意相近，有些重复了。而法古立宪，效先王之政，以为后世法，有继往开来之意，让先皇的治政为后世之垂范。”
谥号的作用，虽为表德，其实也代表着继承者认同先代哪方面的功业，并准备继承下来。同时也有着极为明显的政治色彩，更代表着提议人的本身认识。
王安石一直没怎么说话，现在开口就是绍天法古，这就是要将变法当成赵顼最大的功业，要继承和发扬下去。
而章惇，因为韩冈在他面前多次述说过气学对天地的认识，已经逐渐认同了天地只是自然，不是什么超然于上的意识存在，所以就觉得绍天二字并不适合，改为立宪则更恰当一些，也更有意义。
王安石并不知道章惇心中转动的念头，想了一想，也觉得更合适，“法古立宪的确更好一点。”
就这么争论了半日，几个比较契合的谥号片段便逐渐成型。
英文烈武。
体元显道。
宣仁圣孝。
十六个字就这么拼拼凑凑地给凑齐了。
——体元显道法古立宪英文烈武宣仁圣孝皇帝。
韩冈对此没有什么兴趣，反正他争不过王安石为首的一众新党。一切都是为了维系新法的地位，利用赵顼的谥号，将新法的历史地位给确定下来，当然不会给韩冈任何插手干预的机会。
不过谥号在唐高宗败坏谥法、增加美词之后，意义逐渐淡薄。真正盖棺论定的，还是如今的庙号。
所谓祖有功而宗有德，隋唐之前，能被供入太庙称宗道祖的，只有那些功业值得称许的天子，功业不到，便没有资格入正庙。
比如汉景帝，纵有文景之治，但他还是没有庙号。西汉诸帝，有庙号的只有四人。汉高祖——太祖高皇帝，汉文帝——太宗孝文皇帝，汉武帝——世宗孝武皇帝，以及汉宣帝——中宗孝宣皇帝。能为宗的都是有为的皇帝，评价皇帝贤与不肖，就只看他们的谥号。
而到了唐代，谥号从有褒贬之意的二三字，变成了满口谀词的十余字，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是个皇帝就能称宗，故而字寓褒贬、总结一生功业的评价，也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庙号。
也因此唐之前，称呼天子多以谥号，而唐之后，则基本上都是以庙号来称呼。所以汉太宗通称汉文帝，而宋代的太宗，没人闲得无聊，平日里会一口一个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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