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愤然道:“都是为了那一干奸人,也不想想败坏了国政,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官家打算从重处置?”
赵顼摇摇头,沉默地叹了口气。
“官家,老身出身武家,读书不多,但旧年却是一直在看着仁宗皇帝如何行事。”曹氏的话让赵顼侧耳静听,“仁宗皇帝惯守法度,事无大小,悉数交由外廷议定。”
“这个未免有些……”赵顼欲言又止,要是真的这么容易,他何必头疼。
曹氏看着孙儿,温声说道:“官家仔细想想仁宗皇帝的庙号因何而来。”
赵顼明白了,恶人让朝臣做,自己来加以宽恕。只要将其稍加宽纵,就能换来仁恕的名声。
不过这也只是和稀泥的做法,终究上不得大台面。自己此前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只是不愿意就此放过那一干毁了天家名声的奸商。但现在看一看,也罢,还是糊弄过去好了。世上本就没有万全之策,能糊弄过去的办法许多时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
赵顼低头向曹氏谢道:“多谢太皇教诲,孙儿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
身为宰相,王安石却并没有传染上皇帝的苦恼。
对于那一群借着年节入宫谒见天子和两宫的时机,为大狱中的奸商们求情的宗室,王安石现在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民心所向,他不信奸商们还能翻盘。
王安石过去可是没少拿宗室开刀,先是说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将天子的远亲全都从宗正寺中除名,只给太祖、魏王等几房留下一脉来承宗祧。后来的均输法、市易法,无不是砍在宗室们的经济基础上。
由于太宗得登大宝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宋室天子对于宗室的提防一代代都没有松懈过。不论是将宗室们摒弃于朝政之外,还是刻意将宰相的排位置于亲王之上,无不是借用着士大夫的力量来压制宗室。
多少年下来,如今的宗室都是攀附在皇权之上,有影响力但没实力,才会在得到天子支持的宰相面前根本做不到正面抗衡。他们能做的也只是设法去动摇天子的决心,而不是能够像文臣一般强硬起来能逼得皇帝改弦更张。
要求情的尽管去求情好了,但如果天子想要将他们轻轻放过,王安石绝对不会允许!
抄没来的百万石粮食难道还能还回去?!向着天下亿万兆民承认朝廷这一次做错了,奸商们日后尽管可以囤积居奇好了,朝廷不会因此降罪的!
这完全是个笑话,年前因为粮价高涨而引发的市面萧条,其所带来的民怨尚未消散。若是将三十七名奸商轻轻放过,京城百姓们的怨气就会聚集到天家身上。更别说囤积居奇的行为如果不受的惩治,将会给日后带来多少恶劣影响!
作为宰相,有着三十年官场经验的王安石,地方上的情况他比天子了解得还要深入,从地方官员奏章看到的东西,也要比连东京城都没出过几次的天子多上许多。
京师乃天下之中,东京城的物价波动,理所当然地会影响到地方上的物价。当京城中物价一倍两倍向上翻到时候,京东京西、乃至两淮等地,物价也都是跟着向上急涨,而当奸商们锒铛入狱,中原各路的物价却又同样的在短时间内应声而落。
现如今,地方上的商人们都盯着这一桩案子。如果不能给予足够的处罚,他们必然又会兴风作浪。尤其是如今的灾情一步步地加重,商人们的得意必定会让百姓受尽盘剥。这一点,是王安石绝对无法容忍的。
心中有了定见,今日不当值的王安石就很平静地坐在书房中,一切就要看皇帝如何决断,然后才能决定自己要该怎么去做。
京城物价的危局刚刚结束,而流民尚未大批南下,上元节之前的这些天,对他可说是难得的休息时间。趁着闲暇,王安石将这两个月耽搁下来的《三经新义》拿起来开始审订。
《三经新义》是王学一脉对《诗经》、《尚书》和《周礼》【也称周官】的重新诠释。其中《周官新义》由王安石本人负责,差不多要成书了,厚厚一摞手稿就放在桌面上。王安石字如其人,急性子的脾气到了纸面上,便是如同斜风细雨,一笔行草透着峻急。
不过王安石今日正在考订的并不是自己的手稿,而是由王雱所编写的《尚书新义》,另外一部《诗经新义》则是由吕惠卿领头撰写。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王安石批改的正是《尚书》中的《洪范》一篇。
洪范九畴,传说是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乃是以《洛书》为本源。在《汉书》中,就有“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的这么一段话。
但经义局对于《洪范》一篇的重新注释,着眼点却主要放在利义之辩。
《洪范》九畴,就是九条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其中第三条的八政,说的是治国的政务手段。而八政之中,食排第一,货排第二。食货之事,自然与利有关。既然三代之时,将食货放在八政的前两位。那么利之一字,当然就是朝政之根本。
其实这也是盱江先生李觏的见解。王安石的学说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李觏。作为南方大儒的代表,李觏一改旧时儒门重义轻利的理论,而将利放在与义平齐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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