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太平加上新党失势，不仅外患没有了，连各种害人的苛政眼看都要尽废，如今的大宋怎么不是最好的时节？
就在章惇避居僧舍的次日，右相韩忠彦在已经完全建成的共和楼观景台上，款待范纯仁。
韩忠彦和范纯仁回到开封府已有多时，因为范纯仁一直在养病，所以两人还是第一次相见。
“而今局势，究竟如何？”
寒暄了几句之后，范纯仁就问起了局势。
韩忠彦望着已经目不能见物的老友，只是沉沉一叹：“官家还是想做圣君。”
这个答案，换来了范纯仁的沉默。
半晌后，陪同韩忠彦前来共和楼的武好文轻声问道：“官家想做圣君难道不对吗？”
韩忠彦和范纯仁都一蹙眉头，未曾开口。
倒是范纯仁的次子范正思轻轻叹了口气道：“神宗皇帝就是圣君啊！现在又来了一个……”
武好文闻听一怔，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他虽然是天然倾向旧党的汴梁子，但却是一道德的“产品”，而且也相信圣君——从这方面来说，王安石的“一道德”是达到目的了。连武好文这样苗正根红的“旧党青年军”，现在虽然反对新党的经济路线，但是却接受了新党的圣君思想。
呃，真有圣君当然是好的啦！谁会反对圣君呢？英明神武，吊打四夷，专治不服，多好啊？
可问题是大宋朝从太宗皇帝开始，那一堆会画“平戎万全阵图”的官家哪里“圣”了？一点都不“圣”啊，要“圣”的话，早就没有辽国和西夏了。
所以新党的“圣君”路线，其实就是为了改革而扩大了皇帝的权威，把“不圣”的君包装成了“圣君”。
而哲宗亲政后的七年中，大宋之所以能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不错的战果，而且国内经济也还过得去，也不是因为哲宗这个君有多“圣”，而是“圣君”哲宗选了个有本事的奸相又充分放权——实际上，这是虚君实相的路子，要是“圣君”就该弄一群宰相让他们互相掐了。
可是现在，一个真正的“圣君”要来了！
官家赵佶的路线明显和他哥哥不一样！虽然召还了不少旧党元老，可是他却没有显示出要尽斥新党奸臣的意思。
这个月章惇五次请郡都被他拒绝，就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了。
谁都知道赵佶厌恶章惇——章惇不让他做皇帝啊！可是赵佶现在却一再挽留章惇，而且在旧党元老中只提起一个韩忠彦摆在了次相的位子上。
凡是明眼人现在都能看出来了，赵佶的路子是新旧相搅，不会让旧党得意的。而新旧两党在朝中互相斗争的结果，就是圣君赵佶掌握一切了。
更让韩忠彦和范纯仁这些元老重臣们担忧的是，如武好文这样的新一代进士中的佼佼者，都或多或少接受了“圣君”的理念。这也是韩忠彦要让武好文去拜侯仲良为师的原因。
顺便说一下，理学在这个时期，因为保留了“虚君”的路线，所以还没有成为“圣君”们手中有力的思想武器。要不然程颐的全部著作就不会在崇宁元年（1102年）被宋徽宗下令追毁了。
“侯师圣和东上閤门副使武崇道论道是怎么回事？”
范纯仁这时把话题转向了“南城书院论道”了，这事儿是范正思告诉他的，同时还说了武好古想要拜访请教的事儿。
韩忠彦也知道这事儿，是武好文报告的，而且他也知道武好古的目的是什么。
他斟酌了一下，然后道：“论了‘约’。”
“论出高下了？”范纯仁问。
他的儿子范正思其实已经把“南城书院论道”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了。不过范纯仁还是有点不信——一个吏商近幸，怎么可能和精通关洛之学的大儒论“约”呢？
“高下？”韩忠彦顿了顿，“本就是一个道，怎么分高下？”
“商约”和“乡约”本来就是一条道的两个分支。说穿了，这两个约都在践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理想。不过两个“约”都谈不上完美，各自都有缺陷。
所以“商约”和“乡约”论高下的意义不大，通过论道找出“商约”和“乡约”的缺点才是有意义的。
“商约唯利，乡约唯德。”韩忠彦评论道，“唯利则失德，唯德则失利。”
范纯仁叹了口气：“天下间失德而图利者比比皆是，失利而存德者却古来罕有啊！如果商约真的可以带来大利，那《共和商约》早晚将行于天下。如果乡约不能与民图利，纵然合乎大道，也早晚消声灭迹。将来只怕是用商约治天下，还是由圣君治天下的问题了！”
范纯仁对人心似乎有些“悲观”了，这也许和他们父子（范仲淹、范纯仁）的官场沉浮有关。
“德”似乎永远不是“利”的对手！
“商约”以利导之，是容易成功的。而“乡约”以德劝之，恐怕难免走向失败。实际上，《吕氏乡约》现在已经失败了！倒不是蓝田吕氏搞得不好，“乡约”所要追求的目标基本上都实现了。可是在蓝田吕氏成功试验了20年“乡约”之后，天下间没有什么人愿意效仿，只剩下一帮关洛大儒到处鼓吹。
而《共和商约》如果搞上20年，也达到了目的，给参与的商人带去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缗钱，恐怕不要人宣传，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界河商市就该自己出现了……万恶的金钱啊，谁不喜欢？而这正是侯仲良所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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