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义听到这里，便上前接话道：“老乡，你也当过红军，当年出去的人你都记得吗？”说着还将一个孩子手里的铁锹拿过来帮孩子挖着树坑。那农民挺起腰来，看看还穿着志愿军军服的成义说：“都战死了，回来的很少呢。你，你不会是俺们灵阳出去的俾伢吧？”成义摇摇头：“我是四川人，不过我是来为当年从这里出去的两位红军首长找家属的。”几个农民一听把铁锹一扔就围过来连声催问，那土家族妇女似乎站不住的样子，几个孩子扶着她。成义问道：“灵阳镇出去的红军，彭雪飞和隋涛，你们认识吗？”
一农民马上回答：“我们这里当年姓彭的出去当红军的挺多，没有叫什么飞的。不过姓隋的可有一户，是汉人，是那个卖药材的隋掌柜吧，因为给卖给国民党点药材刚被判了二十年，历史反革命啊，差不点被枪毙。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当了红军小儿子后来当了解放军，小儿子现在在成都公安局工作，大儿子不是说早就死了吗？，就是当年帮红军写标语的涛伢子，他还活着？”成义点点头：“他现在是解放军的一名师长，正在朝鲜打仗呢。”几个农民大吃一惊：“啊？都当师长了，太厉害了。这回他的妈妈有救了。”成义忙问究竟，一农民说：“镇反一开始隋掌拒就被抓起来了，刚公布判刑了。现在只剩下她老太太，又是地主又是反革命家属，够她呛的。关键是她小儿子和家里划清界限了，再不来往，老太太死了都没人管。这回可好了，大儿子还在。”另一农民说：“老太太前段时间还说呢，要不是挺着等大儿子的消息早跳井了。”
这时旁边的土家族女人插话了：“同志，您说那个，什么飞的长啥模样啊？”成义比量了一下身高，那女人摇摇头。旁边一农民突然说：“你家当红军的儿子不是叫彭雪哈俾吗？这么多年了也应该长点个的。”土家女人马上泪如泉涌她接着问：“你们，你们的彭雪飞跑得快吗？”正文放下手中的铁锹说对成义说：“彭军长跑得是快啊，不然怎么叫神行太保呢。”成义脑里马上闪过皖南事变时彭雪飞箭一般冲上日军机枪阵地的身影点着头。几名农民听说是军长又是大吃一惊：“军长？军长！”成义想起彭雪飞在和阿娇的婚礼上说过自己在家中的排行问道：“大娘您别急，您是有五个儿子吗？他排行老二？”土家女人频频点着头，激动得都说不出话来了。成义又问那几个农民：“他在家的时候学过打拳吗？”农民们纷纷点头，一人道：“彭雪哈俾拳打得好着呢，在山上跑得如平地一样快。他可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机灵鬼，我们对歌时，他常常甩大鞭子回歌，说他的歌都甩在鞭花鞭响里了。”成义不由得想起彭雪飞和占彪用冲锋枪的枪声对话的事来。
确定了土家女人就是彭雪飞的母亲后，成义和正文向老郑重敬了礼。成义扶着老人在路边坐下详细问起了情况。原来彭雪飞家里是土家族中的彭姓望族，祖爷那辈还做过土司，但爷爷这辈儿是分家后迁出来的。这次土改时爷爷受惊吓而死，爸爸被评为地主枪毙。哥哥和弟弟都因被乡亲们推举当过国民党时期的保长、甲长，在镇反中被判为历史反革命在押，好在没有血债没有被马上枪毙。家族里还有其它当过国军和保长的人，互相受牵连以至整个家族有三十四人在被管制中。妈妈也领着三个孙儿艰难地在管制中生活着。
管制是中国新政权在解放后直至1976年约三十年间对戴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实行的严厉管制制度。被管制的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并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斗。管制的内容还包括参加义务劳动、限制出行自由、定期请示汇报等。在实际操作中，各地方基层都把管制范围扩大到其子女和亲属，不许参军提干，入党入团。这些被戴帽受到管制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都受到公开的歧视，生存境遇十分困难。
正在成义和彭雪飞的母亲及几个农民亲热商谈时，那个土改工作队的队长办完事返回。他看到大家都坐着刚要发火，成义迎上去说：“这位队长同志，恭喜你们镇上又有两名老红军在世，我们来看望他们的家属。这个老妈妈的儿子彭雪飞是我们解放军的军级首长，还有镇上隋掌柜的儿子隋涛是师级首长。”
队长听罢愣了半天后说道：“不管是什么干部，也要和反动阶级的父母划清界限。这地方当年成千上万人参加了红军，谁家不革命呢。都说自己家的人是什么什么干部，还让我们怎么继续革命了。”
成义正色道：“今天不和队长同志多说了，只是请你立即解除对他们两家人的管制，不要让他们做这些根本完不成又没意义的劳动。”然后不等队长回答对彭母说：“大妈你们放宽心，我们去去就来。”说罢登车向县里驶去。
到了县城成义直接找到县委书记和县长，又到了当地驻军。当时中国的电话系统有互不相通的三套系统：军队电话、地方电话和铁路电话，成义在驻军直接把电话打到了彭雪飞在安东的军部。彭雪飞得知家里的情况后心悲无泪，但战事紧张又不能分身，便派师政治部两名干事专程回乡处理，还把阿娇的两根金条带给母亲解决无房无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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