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种平静气候的背后，一场自宗教改革以来最恐怖的政治飓风正在形成，而且吉贝尔特（1737-1794）预计到了它的来临。八年前，吉贝尔特在他的《战术概论》一书中指出，谨小慎微的礼让行动，不流血的运动，以及光荣的投降等战争形式，只是表面上的廉价，因为它们并不能产生总的政治的解决方法。于是，他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斗争形式来代替它们。
他写道：“但是，让我们来假设一下，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在欧洲兴盛起来了。这个民族有天才，有智慧，有政治认识；它凝集了这些优秀的美德，组成了一个民族性的民兵组织，制定了扩张计划，并且永远不迷失它的方向；它懂得如何降低战争的成本，并坚持胜利。这样的一个民族，是不会因为财政上的计算而被迫限制自己进行战争的。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民族将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征服它的近邻，并且推翻我们脆弱的组织。” [ 作者注：《战术概论》（1803年版），第一卷第16页。 ]
在十二年前（即1762年）曾要压倒整个时代的飓风，到今天仍在摇拂着“脆弱的芦苇”。对此，我们可以在让·雅克·卢梭（1712-1778）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中找到它的胚胎。它被称之为“民主”，其基本观念就是人人平等。这也是基督教教义的基础。自从远古时代以来，道德家和哲学家都一再强调民主，但是直到十八世纪上半期，这种思想才发展起来。卢梭有一句名言：“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是在任何地方他都带着枷锁。”正是这一思想点燃了“理性时代”炸弹的导火案，使得爆炸不可避免。
卢梭在他的早期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年出版）一书中谈到，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是—种“高贵的野蛮”。而现在，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却把人类摆在一个抽象观念的地位上，不使他们同地点、时间和环境发生联系。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来都是自由的人，为什么现在在任何地方都要受到奴役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根据自然的权力（神意），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由大多数人进行的统治。他写道：契约，就是“我们每个人把自己和他的一切权力都自献出来，接受全体意志的超级指导。……每个人都把自己奉献给全体，而不是把自己献给某个人。” [ 作者注：《社会契约论》，第一篇第6章。 ] 如果有人拒绝这样做，那么大多数人就要强迫他服从全体的意志。按卢梭的说法，就是“强迫自由”。卢梭创造了“人民的绝对意志总是对的”这样一个神话，于是，他就赋予民族国第一种“准神权”的法权，并且向民主革命者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武器。他虽然认为，国家的组织与基督教徒的组织是敌对的，因为后者要求政教分离，这样也就破坏了国家的统一性，但是他感觉到，有组织的宗教也是社会的必需品。他主张创立一种纯公民性的信仰，以取代基督教。这种由人民决定的信仰，“不完全象宗教的教条，而是具有社会性的感情，如果没有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公民，甚至不能成为忠心的国民。” [ 作者注：《社会契约论》，第四篇第8章。 ]
卢梭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大多数人都是能够辨别公共利益的，并且也愿意追求这种利益。这种假设尽管纯属虚无缥缈，但是却迎合了许多人的心理，因此，许多人也就不假思索地加以崇奉，把它变成为一种信仰。这样，民众的专制主义神灵便从君主的铜瓶中被释放出来了。它赶走了国王的专制主义，重新建起通天塔，并把战争的拍卖场改变成了屠宰场。
为了对卢梭表示公正，我们应该看到，他的理想是在古代城市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他还认为，由大多数人进行统治的制度，只有在国小人少的国家里才能行得通。他从来没有提过在法兰西这样的大国里实行这种制度的建议。
魏勒特先生曾对他的“革命的哲学”作过如下的结论，说：“革命就是企图把个人自由的原则付之于实行；这是一种消极的原则，其主要价值就是充当工具，用来推翻那些已经失去作用和意义、并已变成只有害处的种种限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消极的原则充满着宗教信仰的狂热。哲学家所做的伟大工作，正好是刺激了这种狂热。” [ 作者注：《剑桥近代史》，（1904年版），第8卷第34、35页。 ]
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市民攻下了“巴士底”监狱，屠杀了监狱警卫部队的卫兵。这个消息传到路易十六世的耳朵时，他惊呼说：“这是造反。”莱柯特公爵回答道：“不，陛下，这是革命。” [ 作者注：转引自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第篇第7章。 ] 1791年6月21日，路易十六世在发楞被捕，从此结束了他想逃出法国的希望。路易被捕的消息传到奥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那里，他立即宣称，这一捕捉行为有损于各国统治者的尊严。因此，他鼓动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 1797）去营救路易和王后玛丽·安东尼提，因为王后是利奥波德的妹妹。结果，法国于1792年4月20日对奥宣战。这场战争，除中间几度短暂的中断外，一直到1815年才结束。
二、 回到野蛮主义的征兵制
可悲的是，法国对于战争竟是毫无准备。她的府库空虚，军队混乱，人民歇斯底里。她的唯一资产就是拥有大量的士兵。他们如果按照“国王运动”的规则来打仗，技术当然是生疏的，但是他们很聪明，居然为自己发明了更加切合实际的办法。同时，在周围的邻国中，也有许多人是拥护革命的：在英国，查尔斯·詹姆斯·弗克斯不仅欢迎革命，而且还为其行为辩护；在德国，也有为数众多的支持者；在荷兰，人民渴望摆脱奥国的统治，人类自由的教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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