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六如作证澄清。二、我在延安被审查情况。1943 年4 月至1944 年6 月，
我在保安处被审查，原因是有人诬告，有一时弄不清楚的历史上的问题。
做了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之后（还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关心），1944 年6 月释
放，仍返《解放日报》工作。我是当时保安处几百人中最早放出来的一个。
我对党从没有埋怨情绪。三、我同高岗的关系。1947 年秋高岗到热河。我
当时管报社，同他接触较多，替他整理过报告，并被派到农村去了解情况。
1948 年他回东北，我同车一起走，是为了看爱人和小孩。后来他留我做政
治秘书，同住在一起。接触多了，觉得他对干部有打有拉，工作不负责，
靠左右去做，根本不学习，生活腐化，觉得此人不好，甚至有可怕的印象。
留了半年多，坚决要求离开。沈阳解放时，我就随陈云同志参加接管沈阳
的工作了。康生的插话是登在《简报》上的，因此我要求《简报》上登一
个更正，删去“李锐就是一个”这句话。这时，我已被划入“军事俱乐部”，
是要打击的对象，当然不会听取我要求更正的请求了。
形势已经是动员全体与会者揭批“军事俱乐部”了，人人表态，万箭齐
发。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都在小组会上作了检查，周惠和我
也作了检查。开始，都不承认有一个什么“军事俱乐部”。大家如实说明了
这几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由于对形势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这也不
是有意串连的结果。黄克诚在小组会上甚至很激动地说：把他说成是彭德
怀的走狗，砍了他的头也不承认。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找他个别谈了话，他
终于禁不起大家的耐心帮助，最后还是承认了“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他甚至还承认了“我的
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周小舟、李锐等同志有较深的影响。……他们卷入
军事俱乐部，实际上我是起了桥梁作用的”。黄克诚在检讨中，不止一次说
了“不管我主观愿望如何”这话，表明他的过头的检查是言不由衷的。
张闻天与黄克诚一样，在检讨中几次说过“不管主观怎么想”这类话，
他甚至这样说：“第一次检讨说是动摇，同志们说，这样检讨还不够，这是
反党反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我想了好久，主观上是没有这样想
的。后来想，光从主观说是不够的，我开始感到同志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后来想”是批判、逼迫的结果。从他检讨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不
承认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只是思想上有共同点罢了。比如，他说：“过
去我同彭德怀同志是很少来往的。武汉会议、上海会议很少见面。在工作
中也没有什么联系。在北京时，有时在中南海见到，没有谈什么。……到
庐山，开始是神仙会，游山玩水。中央发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念了社
会主义部分，后来会议快结束时，他说对缺点。总结缺点的经验谈得不够，
应该强调一下，以便引起注意。这方面是有过些交谈。来往也就多了一些。
但也是饭前饭后，时间不长。23 日毛泽东同志讲话后，大约到25日止，我
同彭德怀同志又谈过两次。以后问题严重了，就没有来往了。”张闻天这番
同彭关系的“交代”，细细一体味，是否定所谓“军事俱乐部”的说法的。
即使是“有限的来往”，张闻天也坦诚地说清了原因：“为什么同他来往较
多？一方面是住在隔壁，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点：感到为什么不能讲
缺点，感到总结缺点经验谈得少了，希望把缺点的经验谈得深刻一点，以
后可以不犯。这个思想有共同点。”解释原因的这番话，同样是对着“军事
俱乐部”这顶帽子去的。
周小舟也是这样。他在小组会上作检讨，开始只承认“实际上起着给彭
德怀同志提供材料的作用。我和他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接着还
要撇开一笔：“当然，他的另外一套东西是与我无关的。”经过十多天的帮
助，他终于承认了“我陷入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成为这个集
团的成员之一”。要他承认这一点，真是痛苦不堪的事。8 月13日他给毛泽
东的信中说：“……推论结果，我必然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俱乐部成
员之一，同时我有许多右倾思想和观点，推论结果，又必然作出犯右倾机
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结论。……而解剖我们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
情况确有出人。我想到假若戴上这样两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
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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