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信是有问题，你们的错误应该检查。”后来又扯到湖南粮食问题。正要走，
彭德怀进来了。房子里凳子不够，我们都站了起来。彭说：“我的信是写给
毛泽东同志看的，不是要他发的。”讲了一下当天毛泽东同志讲话以后散会
出来，他们碰到时谈话的情况。这时我心里有些紧张。听彭谈了几句，大
概十点多钟，我们就走了。这种行动是会引起怀疑的。30 日毛泽东同志又
找黄克诚、小舟、周惠和我谈了一次话。
我在庐山的思想过程大体如此。对彭德怀的信，有两个阶段：23 日以
前是共鸣；23 日毛泽东同志讲话以后，我列席了31 日的常委会和8 月1
日常委会，听了常委同志对彭的本质的彻底揭露，我才知道彭是怎样一个
人。一年多来，我担任了毛泽东同志的兼职秘书，中央会议参加得比较多，
毛泽东同志也多次同我谈话，对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应当了
解得较多的。但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右倾根子，在这次大风浪中严重摇摆，
对去年大跃进，对伟大群众运动泼冷水，错误是非常严重的。这点非常痛
苦。毛泽东同志这次一共和我们谈了五次，为了教育我们，用心很深。但
到8 月1 日那次谈话，我还向毛泽东同志说，去年1070 万吨是否少一点为
好，可见我之顽固、动摇到何种程度。当时他严厉批评了我，说我斤斤计
较。现在我对彭信的看法同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是对大跃进的攻击，
对总路线的攻击，对党、对中央、对毛泽东同志的攻击。我这一次的动摇，
根本的问题是：我虽人党时间比较长，但我是一个未经过很好改造、地主
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没有经过群众运动的锻炼。不要说在广大群
众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也没有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同“左派’同
志呼吸与共。
我平时在工作中，看困难的一面多一些。最严重的是常自以为是，对总
路线实际上没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总路线的根本问题，是发动群众，鼓足
干劲的问题，多快好省是与群众路线分不开的。只有鼓足干劲，发动群众，
才能力争上游。自己总觉得多快与好省有矛盾。自己在这方面是并不通的，
对总路线这个根本的问题，体会得很不够。对数量与质量的问题，也还没
有完全通，认为可以在今后计委的会议上再去解决。特别向鹤寿同志提一
下，去年钢材与钢是不大成比例的。钢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66%，而
钢材只增长26.2%。第一个五年计划钢的成材率是79%，而去年是56%，今
年上半年是67%。（这时还讲这些具体问题，可见我的“顽固立场”）
最后，我说：我诚恳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愿意进一步作检讨。我说完以
后，小组共有15 位同志相继发言，对我提出批评和问题。据《简报》的综
合，他们的意见可以概括为这样4 点：
1.说我开始暴露了一些思想，有进步，但暴露得很不够，检查得很不深
刻，没有接触到根本的本质的问题，对我的发言是不能满意的，还不能过
关。
2.说我的错误归根到底是个立场问题。庐山会议是大是大非的斗争，在
这个斗争中我是站在错误的一面的，已经离开总路线走得很远了，而且已
上了反总路线的阵，已陷人“军事俱乐部”而不能自拔。在这方面我还没
有划清界线。
3.说我骄气很重，态度傲慢、狂妄，目空一切，有对抗情绪，怨气很大。
自以为颇有先见之明，但没有被重视，被接受。还有人说我有宗派情绪，
什么插红旗的省指湖北问题多，插白旗的省实际上是指湖南问题倒少。
4.说我的检查总纠缠在一些具体的枝节的问题上，对思想、活动躲躲闪
闪、含含糊糊、零打碎敲，态度不老实，不诚恳。还说我听了毛泽东的两
次讲话，毛又找我们谈了3 次，我又列席了两次常委会，小组对我又花了
很多时间，可以说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了，应该放下架子，老老实实把
思想活动和盘托出，站在党的立场，划清界线，彻底检查交代。
8 月6 日上午继续开小组会。首先是我发言，回答前天会上对我的意见
和批评。我说：上庐山以后，前一个阶段在中南小组，与周小舟、周惠有
些接触。上次会上已谈了一些情况。红旗、白旗，是从他们那里听到的，
他们告诉我，是谭震林在广州一次会上给湖南插的白旗。
刚说到这里，就被人打断了，说：你今天第一句话精神就不对。不是因
为同在一个小组里，你才和小舟、周惠有接触。
有人接着问：庐山会议的前一段，你经常与周小舟同志来往，并放出庐
山会议有压力的空气。究竟你们都讲了些什么？当中彭德怀同志曾与周小
舟两次谈话，他们讲了些什么？黄克诚同志头一天上山，第二天清早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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