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听我的交代。其实有关的种种情况，我同二周与黄老的关系，在山上
的来往，这个爆炸性的“晚年”捅出来之后，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我最
担心的是同田家英（也还有胡乔木）的来往，再这样被追逼下去就复杂而
麻烦了。田家英也在第五组，当我退出会场时，我见他是面无人色的。一
方面觉得不能再牵连他们，同时也认为，这样对主席有什么好处呢？把我
们之间那些议论都揭发出来，主席身边多年最亲近的几个秘书，对老人家
竟有这样一些看法，这对主席的威信也毫无好处。可是关于我同田、胡间
也有活动，第二组的《简报》上已有反映。于是我就先单独同薄一波谈出
我的想法：“祸”是我闯的，一切由我承当，我作交代、作检讨，但人事关
系只能到周小舟、周惠、黄克诚为止，这已是众所周知的，无可隐讳，决
不能再扯宽了。薄一波很同意我的想法，要我“先发制人”。我随即写篇自
我揭发的检讨。于是解决我的问题的小组会也就无必要开了。1 正日上午我
交出检讨，检讨由薄一波看过。他在“对彭德怀的信起了呼应的作用”之
后，加上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句。这是当时毛泽东给张闻天
信中用过的话。我把帽子戴得大大的，“一劳永逸”，免得再受“避重就轻”、
“不彻底”等类指责。题目为《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
交代》，内容主要是在山上同二周之间交换过的各种意见，直到23 日夜晚
的活动：“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
30 日夜晚写的信，“还欺骗主席，说是用我的政治生命担保写的”；由于思
想、立场相同，有反党活动，同黄、周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陷
入这军事惧乐部的一员”。同主席的两次谈话，小舟早已同别人并在第五组
谈过，为了避免引起诸如此类的误会：难道是主席鼓励你们鸣放吗？我是
这样写的：“主席了解到我们这种不正常的情绪之后，便鼓励我们发言，实
际上就是让我们将自己的牛鬼蛇神放出来，公之于众。”这也算是我当时的
一点“苦心”吧。从延安起，就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说实在的，我对
毛主席一直是极其崇敬的，至少有一本《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为证（此
书写于1952 年，有英、日等外文译本，为国际公认研究毛泽东早年的必备
书）。现在也没有失去这根本一面，这有《龙胆紫集》为证（这是秦城监狱
中8 年作的旧诗词，《庐山吟》等即引自此集）。只是不能一切盲从，遇事
保持自己的一点独立思考而已。为了“主客观”的一致，我一开始就写道：
“在庐山会议的前一阶段，我同周小舟、周惠同志结合一起，想把会议的
方向导致多谈缺点，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并对绝大多数贯彻总路
线的‘左派’同志进行责难，因此散播会议有压力，有不能畅所欲言的空
气。”不料我这点“苦心”使得小舟极其不满，因为我曾同他谈过一些田、
胡同我谈过的东西，他认为我“言不由衷，推卸责任”。结果他13 日写的
交代材料，如前所述，被主席批示：“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
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这些细节已无关紧要，但也可
说明当时情况的复杂。“坦白交代”的分寸也是一种“艺术”，多么难于掌
握啊！“扑朔迷离假与真”，确是自己的深切体会。毛泽东同我们几个人的
头两次谈话，小舟曾跟罗瑞卿等人谈过，结果后来遭到“假传圣旨”的指
责。
当时将毛泽东同斯大林晚年相提并论，确实引起义愤，一般都认为是一
种诬蔑，绝对不能接受的。保卫总路线，保卫毛主席，这已是会议中惯用
的口号语言。只有我们这些狂妄之徒，如此斗胆私下议论。因此，8 月10
日下午，胡乔木来到第四组（他本参加第二组），作了长篇（斥所谓“斯大
林晚年”的污蔑）的发言。他已经听到彭德怀和张闻天之间谈过这个话。
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的错误
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
恶毒的污蔑”。他从六个方面作了比较：（1）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
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
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
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2）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
讲民主的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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