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教训确实沉痛，比1954 年大水灾情更困难。今春500 万人几两粮，
吃稀饭，教训才深刻。1954 年没吃过12 两以下。已死了1500 人，15 万人
患浮肿病。早稻下来才能好转。这是全党全民教训，很难过。对所谓胜利
估计错误，是盲目性，主观主义，冲昏头脑。粮食只产200 多亿斤，却按
450 亿斤过日子。今年1 月还相信有400 亿斤（反了浮夸，公社上报仍说有
430 亿斤）；3 月还说有350 亿斤；4 月再摸，不到300 亿斤；上山前由县委
书记再摸，230 亿斤。1957 年是219 亿斤。为什么增产不多？大跃进掩盖
水旱灾情，500 万亩只收几十斤（仍报千斤），有100 多万亩早稻失收。去
年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成风。领导只抓了小面积样板田，只抓了公路
边看得见的。脑子发热，难于转弯。说真话真不容易，县委书记、劳模当
面说假话。假象掩盖了真相，芝麻100 斤可说1 万斤。大半年冷不下来。
大家老老实实在说假话。（刘少奇插话：不要轻信，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
说假话。去年一股风，批评右倾保守，插白旗，老在帽子威胁下，说老实
话的人去年不好混。）群众批评：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年底大吃大
喝时，老农已提出警告。今年不可乐观，无大灾荒，可增产，但也到不了
300 亿斤。粮种得多，油料就会少产。努力干，从困难处着想。去年错误对
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有的要一两年才能好转。手工业搞
掉了，要恢复。工厂财务混乱，超支5 亿。3 万吨半成品，所赔的钱谁出？
说大话，吃大亏。纱厂办钢厂，用掉流动资金。各县盲目盖了些工厂，可
以改办学校或变成仓库。总之，1958 年有丰富经验，也有深刻教训，要作
充分估计，不要怕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讲清楚，出点冷空气，说右
倾，我也不怕。人的认识总有局限性，过程是曲线的。脑子发热，很少看
到不利；困难时，又少看到有利。过与不及，永远存在。党内有互相埋怨
情绪，不利于团结。
7 月6、7、8、9 日几天，转入讨论食堂问题和农业问题（这是地方最
熟悉的问题），以及计划、任务，各省谈今明年和1962 年的指标。例如湖
南1962 年指标较低：按人均计：粮1000 斤，猪一头，油6 斤；认为粮食
指标过高不利，使用劳力过多，会影响其他副业。大家对林业意见很多，
认为森林工业局实际是森林商业局，木材在深山搬不出来。河南再三讲开
发三门峡以下梯级水库，还要大办水利。
1958、1959 年两年，我以工作人员身份（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列席历
次中央会议，在小组会上从不发言。鉴于当时形势，7 月8 日上午，我破例
在中南组谈了两点意见。一是“以钢为纲”、“元帅”等口号，不再提为好。
二是，去年怕提综合平衡、怕提按比例发展。1958 年一提出“以钢为纲”
的口号，我就不以为然。一次同乔木谈及，他只说，这不过是取其谐音的
“文字游戏”而已。因这口号不合经济规律，从而对于它引起的工业内部
关系问题，他没有我感受得深切。关于“元帅”，他倒有过同感，说：“元
帅是可以发号施令的。”这时我特地细读了一遍《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章节，
关于综合平衡与比例关系想得比较多。自己管电，电同国民经济各部门都
有密切关系，是大跃进中最为被动而紧张的环节，电力当时虽被封为“先
行官”，却根本无法先行。我在发言中还谈到钢的产量达到1 亿吨，美国花
了80 年，苏联花了40 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快一倍，但苏联人口也多
些。我们可能比苏联快些，但究竟能快多少？速度要大致画一条线，在某
个数字的左右，摆动的幅度要有个限度，即某种波浪式，不能偏离太大，
不能打摆子，扭秧歌，尤其要有长期计划。（当时毛泽东不同意定死长期计
划，我几次进言无效。）还谈到工业速度由钢来决定合不合理？以什么“为
纲”的口号，容易导致简单化，片面化，单打一，滑出界限。综合平衡即
相对的稳定性，要瞻前顾后，要看长远一些。关于必须按比例的问题，我
提到1958 年《红旗》一篇否定比例的文章，似是计委的同志写的。我的这
些意见，有的人很不以为然。我发言时，罗瑞卿还打断过我的话，但我还
是坚持把意见讲完了。我的记录本上只写了“引起争论”四个字。
7 月9 日下午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综合平衡问题，记录本上没有具体写
是哪一个人的发言，记了这样一些意见：综合平衡中最重要的比例是积累
与消费。积累率苏联是25%左右。其次是工业与农业、劳动力分配。工业内
部轻与重、原材料与加工业等。关于轻重缓急，重重急急，六保户都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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