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今后全
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毛泽东所同意的八大通过的正确
路线，没能在实践中得到坚持。第二年，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的反右派运动，
强化了“阶级斗争”理论。在1957 年10 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
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
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 年5 月党的八大
二次会议，又重提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错误观点；更为严重的是，
开始将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国内还有地主
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他们的反动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虽
然经过1957 年反右派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受到了清算，
但他们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时刻在制
造舆论，准备复辟；他们必然要在党内寻找其代理人。基于这样的认识，
从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在
运动中开展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斗争，把社会上的种种对党不满
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起来。（当时在十几个省的省级干部中，揪出了“反党
集团”和“右派集团”）一些对运动有疑虑或发表了某种不同意见的讲真话
的同志，就被认为是打白旗、促退派、观潮派。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
在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从党的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都开展了反对“右倾
机会主义”的斗争，错误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干部，许多对大跃进、人民公
社化运动的错误提出过不同意见，讲了真话的同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
义的帽子，全国戴帽子的共达三百几十万人，大大超过1957 年的“右派分
子”的数量。尤为严重的是，经过庐山的斗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接受
了“阶级斗争”实践，导致了这一错误理论不断发展，斗争的范围逐渐以
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下，庐山
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
展。
第四，庐山会议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
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转为后期反右，转
折点是7 月23 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
的批判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
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
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
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后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对彭德怀等人算历史旧账，作出政治结
论和组织处理。
本来，党内发生原则意见分歧时，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党的领导人
谦虚谨慎，大家能畅所欲言，一切不同意见尤其是少数人的意见能得到尊
重，即对党的最高领导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健全时，是非自容易辨明，错误
就可以避免。但经过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时，党内民主生活已很不正常，
所谓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庐山会议的形
势，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
那时就已经感到“全党共诛之”的气势了。
刘少奇在八大作政治报告，“党的领导”一节，有这样一段关于发扬党
的民主生活的话：“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
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
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
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
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
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
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
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
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
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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