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避开了。”（343 页）这天以后，8 月16 日的大会就不让我参加了。庐山
会议后期的八中全会，开过多次全体人员的大会，参加这次会的许多人（包
括吴文提到的三位国家老领导人）还健在，除了这一次刘少奇主持的大会
上，或可说李锐曾同周小舟“对质”外，谁还参加过彭真、薄一波、杨尚
昆要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同此人（李锐）对质”的会呢？吴文肯定
“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都目睹当时会场上对质的情景”。请问，哪一天
开过这样的大会？《简报》的哪一期刊载过这一情景？
老熟人吴冷西究竟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无端指责？此时此举，所为何来？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关于李锐的为人，有一件事，老熟人不应当不知道，
因为这就写在《庐山会议实录》的开篇——“上庐山开会（我的记录本）”。
1967 年8 月间，当时我早已下放在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北京专案组的几个
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
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总理。当时我虽
已五十岁，且是八年戴罪之身，却依然少年气盛。我说，毛主席周围的人
最危险的，不是他们三个人，而是陈伯达。‘我最不放心的是陈伯达’。于
是我举出事例，以为证明。”（15 页）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可
谓红得发紫。当时说这样的话，自知是要担风险的。可是，李锐就是这样
一个人，为维护自己的信念，为坚持真理，是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
外的。果然，1967 年11 月11 日，一架专机，将我从安徽送到北京，关人
秦城监狱。在狱中八年，为任何熟人写“证明材料”，都是如实落笔或着意
保护，从未有过什么检举揭发之事，包括对我落井下石的人。
我的一生，所受冤屈不为少矣；总认为是非公道自在人心，从不计较，
一笑置之。但这一次老熟人的文章，我非计较不可，因为这太出乎意外，
太违反常情；因为这发生在“文革”噩梦已逝去18 年之后，庐山会议已平
反16 年之后。还因为这是出自延安时期老同事之手，是白纸黑字，印在书
本上的东西。看来，作者至少是想让世人相信：李锐此人，并不老实，大
家要小心此人的“著书立说”啊！《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其实是胡乔木
建议我写的，书出版后并表示他对此书完全负责。这些过程，在1989 年此
书初版和1994 年6 月增订再版中，我都有说明。乔木生前一再肯定这本书，
不仅当面同我谈过，也同别人（我同吴共同的老熟人）谈过。吴冷西不是
在乔木生前提出对我的责难，而要在乔木去世后，再来为“两位亡友公开
澄清历史事实”，这岂不令人费解？我希望老熟人吴冷西给我一个“说法”，
也给历史一个“说法”。
1994 年10 月28日
原载《读书》1995 年第1 期
增订版后记
本书初版于1988 年底，有一个“出版说明”如下：
1959 年7、8 月间举行的庐山会议，是中共党史极为重要的一页。本书
作者李锐同志曾参加这次会议的全过程，会议后期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
团”的追随者而受到批判。1980 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草稿时，看到作者有关庐山会议的长篇发言后，当时，主持《决
议）起草的中央领导同志即建议作者写出这一段历史（在11 月 19 日的信
中说）：“你是否可以负责写一庐山会议始末史料，写出后再找有关同志补
充审定。这事很要紧，值得付出心血。万一我辈都不在了（人有旦夕祸福），
这一段重要史料谁来写呢？会写成什么样子呢？”根据自己的记录本和有
关原始资料，作者终于在今年夏天写成此书。鉴于有关庐山会议的情况，
现已有数种书刊广泛流传，其中史事，或嫌简略，或有失真。特将此书少
量刊印，内部发行，供党史研究和有关同志参考。其中不当之处，请阅者
批评指正，以便作者修改，今后再出定本。
当时是内部控制发行。当今之世，越是内部发行，越是容易在社会上传
开。几年来，此书我自己送人近200 本，至今还有人索取；无论老中青哪
一代人，大都愿意看这本书，我也乐意送人。现在到处弄不到这本书了。
既已开过支票，自己也觉得不如再出一个完备些的定本。
1980 年11 月，胡乔木写信催我尽快成书时，曾指定党史研究部门的同
志，从资料方面给我以帮助。这次增补修订，仍旧是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
还有有心的同志帮我摘抄材料，细心安排如何补充。
这次比较多的补充修订是两个部分：一是毛泽东的几次讲话包括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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