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随
后，全国一哄而起，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吃
饭不要钱”最早是由柯庆施提出来的）城市公社也认为是势在必行。
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随着
很快在全国刮起来了。1958 年6 月份开始，河南放小麦亩产卫星从2000
多斤放到7000 多斤。接着是湖北等省放水稻卫星，亩产多少万斤的消息，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作通栏套红标题予以报道。安徽、江苏、湖北、河
南宣布为早稻千斤省。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四省人均粮食产量，宣布
超过千斤。随后就放钢铁卫星。日产生铁，先是河南鲁山1000 吨，禹县4000
吨，接着是广西鹿寨20万吨，广东87 万吨，后来河南产钢三天300 万吨。
河北徐水县3 个月苦战，基本消灭了水旱两灾。河南半年实现了水利化。
有的地方40 天实现绿化，实现“四无”（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凡
事都“化”：“车子化”、“滚珠轴承化”。“绳索牵引（耕地）化”、“机械化”……
凡事“全民大办”：全民办钢、办电、办铝、办煤窑、办铁路、办教育、办
大学、办哲学、办文艺、办体育，直到全民写诗，人人当作家。建成第一
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就说成是我国已跨进了原子能时代。总之，一切大
跃进，比学赶帮超。
当然，三面红旗是由急于求成的思想而来的。急于求成是为了迅速改变
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穷则思变，所谓一穷二白正是大跃进的动力。中国
百年落后总是挨打，“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
影在笼罩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由于
我们钢铁、机械、粮食少了”，这种种因素，都驱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
谋求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同时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进步事业
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年此种雄心壮志和满腔热情，确实感动了广大党员和
人民群众。
新中国成立前的28 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
国，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确实难而又难，尤其是要
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其实践和理论的正确，
举世公认。在这漫长的28 年中，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可以说，毛泽东从不
轻敌，始终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
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
强大，还有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干预这些巨大的客观因素制约有关。这28
年，毛泽东确实成为全党的表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
开国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胜利，证明美帝也不过如此；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盖子被揭开；三年经济好转，建设顺利进行；
一连串的胜利，尤其三大改造3 年完成，似乎客观上失去任何制约。于是，
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加之，党与个人的威信空前提高，人人由衷地高
唱《东方红》。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不谦虚谨慎了，
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一穷二白不认为是困难，反而认为“好画
最新最美的图画”；革命中经历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建设时期可
以重现了；搞经济应当“势如破竹”，“高屋建瓴”，“一气呵成为好”。这样，
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只要“政治挂帅”，就可以无视经济工作本
身内在的规律。于是，随意搬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经验，乃至将阶级斗
争的方法，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应用于经济建设。“六亿神
州尽舜尧”，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
做，或者很快就能够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做到。
希望革命（和建设）迅速取得胜利这种急性病，井不是从毛泽东开的头。
马克思和思格斯的著作中就反映过这种情绪：似乎欧洲的革命危机已经迫
在眉睫。列宁更是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曾将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和匈牙利等地出现的一些革命行动，看做全欧洲革命
的开端。在苏联国内战争开始时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就包含有直接向共
产主义过渡的因素。这种“过渡”方式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后，才不得不转
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总结了这个教训：
“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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