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里很难设想能有一个正常的具有社会主义方向的政府。而在我国这种政治纷争的条件下联合政府是一个具有爆炸危险的、简直是有致命威胁的物品。
那么，专家治国型的厂长经理政府呢?
有一阵我也动摇起来。
我同尤里·斯科科夫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会晤。他同意在危机的形势下取代盖达尔。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迫在眉睫。从议会各党派团体、各派政治运动、各个经济学流派、经济工作者和企业家等方面来的排山倒海的压力令我无法招架。所有各方都要求撤换盖达尔……一次，两次，三次地要求……
由于我们没能信守诺言，反对派在幸灾乐祸，他们在新一届代表大会上还要变本加厉地实行毁谤攻击，破坏我们政策和思想的威信，使国家形势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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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12日是俄罗斯独立日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就在这天，发生了冲突事件：疯狂的安皮洛夫分子企图用暴力夺取"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
维克托·安皮洛夫原是一名记者，国家电视广播系统派往尼加拉瓜的特派记者。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在革命浪漫主义情调中有点"忘乎所以"的人。
在社会生活中他选择了一条危险的路，他想成为街头领袖、街垒将军。他的选择一害自己，二害周围的人。在社会上可能会出现俄罗斯第一个有组织恐怖活动团体。
特别恶劣的是，安皮洛夫把一批富有战斗精神的老年斗士集中于自己麾下。我能理解他们的情感以及他们与当前诸事格榴不入的情绪。难道说用警棍驱散之后，还应当给他们增加养老金吗?！这已经不是什么革命浪漫主义，而是公开的无耻行径。
民主派组织的上百万人的群众大会上也没出现过此类行为。没有任何人受伤，到处秩序井然。人民代表保证参加大会的队伍安全，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把到会群众与特种警察分开，因为事先已经同政权当局关于所有问题达成了协议。
而好斗的安皮洛夫分子采取的完全是另一种立场。他们需要制造流血事件，因为流血事件能证明政权无法控制局势，流血是灾难的标志，是无政府状态的标志。因此，他们不择手段地企图酿成流血事件。
最高苏维埃和哈斯布拉托夫把他们称之为"人民运动"，但就在当时，这种运动的基本特点已经昭然若揭了。尽管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老年人，他们举着革命的红旗，还有一些别的特色——这纯属法西斯主义的策略。这是新纳粹分子在全世界常用的、为进行野兽般的进攻而采取的策略。当时，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附近，该中心的工作人员遭到狗血琳头的辱骂，一些下了夜班走在回家路上的电视台技术人员遭到殴打。他们痛击被围的年轻民警，大打出手地残害警察。
很明显，这是一群危险人物。更确切地说，有一批危险人物在幕后操纵这些疯狂的闹事者。很可能这些肇事者得到有势力的国家政权中人物的支持。没有铁腕人物的支持，在莫斯科制造如此局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看了10分钟实况录像，我心中产生了令人恐怖的焦虑。我记起了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附近出现的一些面孔。这不是自发的不满情绪的爆炸，而是企图有计划地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打算触动一下"民粹党分子"叶利钦的主要痛点，据说叶利钦非常在乎人民的情绪和他们的社会自觉。有人认为，这种人为的爆炸是精心策划的正确策略。
可我的感觉是，他们打算恫吓我。我感觉到这是一件号称人民运动的、令人恶心的腰品。我感觉到这里有克格勃在插手。
夜间絮语
我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尽管乍一看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本性而言我是个相当坦率的人，很喜欢交际，喜欢与亲近的人相聚，开玩笑，娱乐，唱歌但是，我的所有的真正的、年轻时代的我们常说的"经得起考验的"朋友却留在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在称之为时卡捷琳堡。例如，米沙·卡拉西克、亚抄·奥尔科夫、安德烈·莫基尔尼科夫等青年时期的伙伴。
我同这些人当时是莫逆之交。在那个时代的伙伴当中如今与我在一起的只剩下我的妻子——我的最亲近的人。我与她是同龄人，个人经历的开始也是非常相似的。她大概是唯一终生了解我的人。
人们也常常提起一些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仿佛这些人因我个人的好感而得到升迁，他们当中有我的助手伊柳辛，布尔布利斯(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根本不认识此人)，洛博夫，彼得罗夫……但是，同这些人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上下级关系''和工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前提是相互承认工作才干，尽力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配备在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当中。
我想顺便提一下，凡我不得势的时候，出面支持我的、到我这里来做客的恰恰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时期的朋友们，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一本书里已有所述。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工作时的几位副手总与我保持相当的距离，有时干脆就离得远远的，躲着我。但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抱怨，从来没有埋怨过他们，因为我了解，再一次重复，我了解，在我们的交往当中保持着一种适度。在必要的时候，我甚至把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召来重新一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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