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日军在华陆军为二十五个师团和二十个独立混成旅团，合计换算为三十五个师团。
按照日军普通师团的编制，每个师团的士兵人数为：二万六千三百五十四人。三十五个师团，其士兵总数应为：九十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人。
1939年末，日军在华有：一个派遣军总部，一个方面军总部、五个军司令部，其各自的直属部队还未计算在三十五个师团内。各军、方面军、派遣军和各师团的军官亦未计算在以上士兵人数之内。
1939年，在华的陆军航空兵为十六个中队。海军：在华南有第2遣华舰队；在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方面有第3航队。海军航空兵团自成体系，以华中、华南为基地对中国西南腹地进行轰炸，这些也没计算在内。
因此，在华日军大大超过了百万之众。
诺门坎事件对日军的刺激和欧洲大战的爆发，不但没有牵制日军一兵一卒，反而加深了中国军队抗战的压力，加深了中日战争的残酷性。
6
蒋介石正在忙于长江战场战事时，却又面临“后院起火”的麻烦事。
1939年8月5日，重庆。
蒋介石收到留守后方的川军彭焕章、刘元塘、陈兰亭等七个师长的联合通电。通电历数四川省主席兼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的种种错误，要求将其撤职。
蒋介石觉得好不新鲜，眨眨眼，只见上面赫然打印着王主席的五条罪状：
（1）挑拨中央与地方感情，希图坐收渔利，攘夺川
康政权，归己掌握。
（2）征兵征实，扰民病民。
（3）侮辱出征军人家属。
（4）招权纳贿，卖官鬻爵。
（5）任用私人，树立党羽。
请为速即撤换，以平民愤；并请遴选川中德望优隆
之人士，主持省政，用顺舆情。
七个师长发出反王通电后，纷纷率部队在成都示威，造成成都地区人心浮动，政局不稳。
在蒋介石看来，成都的这种乱是一件大好事。这种乱，正是他欲趁机削平地方势力，实现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好时机。因此，蒋介石看过那份通电，竟按纳不住内心的兴奋，亲呢地骂道：“这几个烂师长呀，又闹乱子了！”
蒋介石完全清楚，此次倒王风波，是由川康地方实力派人物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人策划并支持的。他知道这些人无非是在政治口号上闹闹、要求体现一下他们的“民意”，把他们不喜欢了的王主席搞下台去，再遴选他们喜欢的“川中德望优隆之人士”来主川政。别看他们闹得凶，但绝不会真刀真枪造反，因为他们毕竟只有七个师。
此事该怎么处理，蒋介石胸有成竹。
他把成都行辕主任兼重庆市长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副主任潘文华等人找来，叫他们出面去成都做那几个师长的工作，稳定后方政局。但他对实质性的问题；王主席是撤还是不撤？则闭口不提。
蒋介石知道，王主席不倒，成都的风波就平息不了，他这样急急忙忙请那三位地头蛇出面做工作，只是虚晃一枪，表示他不希望有这种风波。
9月7日。
成都风波还没平息，蒋介石就名正言顺站出来插手地方事务，处理地方事件了。
一方面，他找邓锡侯，潘文华等人传话，要他们负责做好那几位师长的工作，切实稳定成都。至于撤换王主席之事，请他们放心好了，一定尊重大家的意见。
既然如此，这工作还用得着去做吗，只需给那些师长们透个风就成了。邓、潘等人满意而去。
另一方面，蒋介石把省主席王瓒绪请来重庆。在客厅里，们拉住王的手并排坐在沙发上，亲切谈心。蒋介石以十分坦诚，关怀备致的口吻，要王看清形势，识时务者为俊杰，此时若不主动拿个姿态。人心难服，弄不好被人哄下台去，那时就难堪了。
王主席说自己冤枉，但面对目前这种民怨沸腾的状况，却又感到进退两难。
其实，蒋介石早就为他想好体面下台的点子，叫他以出川赴前线指挥第29集团军作战为名，主动提出辞去省主席职务。
王主席觉得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完全接受。他觉得蒋介石处处为他着想，去掉了省主席，反而还对蒋介石千恩万谢。
蒋介石略施小计，就把这两方面部按得平平顺顺的。现在，他又把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请来谈话。此时, 他才亮出真面目，说中央决定给川人配个极好的省主席，准备让中央大员张群出任。
蒋介石的决定出乎邓、潘意料，但他们的态度也使蒋介石出乎意料。邓、潘二人却坚决反对张群主川政，丝毫也不顾及他委员长的面子。二位将军那种见了皇帝不磕头的勇气，令人惊讶！但他们却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划清界限：即他们到底是反对蒋介石像给奴隶们配主子那样的做法呢，还是仅仅反对张群这个人。其实，张群倒是个老资格的政治家，当时又年富力强，是很有才能的。
蒋介石压住火气，竭力作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儿问：“张岳军（张群号）不也是你们四川人吗？你们四川人为什么不满意他？”
潘文华说：“岳军离川太久，大家不了解他，他的政治能力，对川人的感情如何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同意他当省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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